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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血长安 太子刘据兵变始末（第2页）

很显然，任安知道符节是假的。他没有对刘据动手，只是让他吃闭门羹，已经算是很仁义了。

当时，皇帝的调兵符节都是红色的，所以太子所持的假符节也是红色。武帝为了让下面各级官府和各路人马区分真伪，便将他所发的符节全部加上了黄缨。而任安接到的符节，当然没有这个防伪用的黄缨。

姜还是老的辣。太子刘据想走的每一步棋，无一例外都被武帝刘彻堵死了。

刘据使尽浑身解数都调不到兵马，最后只能裹挟长安城中的青壮百姓，连同他之前纠集的侍卫队、囚犯各色人等，拼凑成了一支数万人的“部队”。

显而易见，这纯粹

就是凑人头的乌合之众，其中真正有战斗力的绝不会超过十分之一。要跟朝廷的正规军打仗，绝大多数都只能白白送人头。

这时候，由丞相刘屈氂率领的朝廷军也已经集结完毕。

七月十三日，双方在长乐宫西门展开了一场血战。

昔日繁华太平的京师长安、威严肃穆的宫禁之地，就这样沦为了血肉横飞的战场。

不得不说，太子麾下真正有战力且忠于他的人虽然不多，但还是很强悍的。他们跟朝廷军整整鏖战了五日，双方总共死了数万人。长乐宫门前的广场上尸体枕藉，鲜血汇成了一条条小溪，流进了旁边的沟壑。

尽管双方都伤亡惨重，可朝廷军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太子这边却根本没有任何支援，死一个就少一个。所以，当战斗进行到七月十七日，太子的部众终于土崩瓦解了。

从太子刘据诛杀江充、发动兵变到战败，历时仅十一日。

兵败后，失去了一切的刘据只能带着两个儿子，从长安城南的覆盎门出逃。此时负责把守城门的是丞相府的司直，名叫田仁。他不忍心对太子下手，便打开城门，给了太子和两个皇孙一条生路。

刘据一行前脚刚走，丞相刘屈氂后脚就追到了。得知田仁私纵太子，刘屈氂马上逮捕了田仁，并要将他斩首。时任御史大夫的暴胜之内心也同情太子，便道：“司直是二千石官员，理应请示皇上，岂能擅

自诛杀？”

刘屈氂本就没什么主见，闻言便放过了田仁。可是，武帝很快就听说了此事，顿时勃然大怒，命人去严斥暴胜之，说：“田仁放走造反之人，丞相斩他，是维护国法。你为何擅自阻止？”

暴胜之意识到自己因一念之仁，已经触碰了天子的逆鳞，势必难逃一死。惶恐之下，这个昔日“威震州郡”的酷吏，也只能被迫自杀，一死了之。

紧接着，武帝刘彻派出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进入长乐宫，收缴了皇后卫子夫的玺绶。

至此，这对结发了四十八年的夫妻，终于走到了恩断义绝的地步。虽然从中年以后，武帝刘彻就日渐冷落了卫子夫，但对她的礼遇却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减损；卫子夫也一直是名实相副的后宫之主。夫妻俩尽管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恩爱有加，可至少在几十年的岁月里都做到了相敬如宾。

然而，巫蛊之祸摧毁了这一切。

当太子刘据被迫发动兵变的那一刻，这个结局就已经注定了——不论最后太子是成是败，卫子夫与刘彻都将彻底决裂。

此刻，玉玺和绶带被收缴，意味着卫子夫的皇后之位已被废黜。接下来，即便武帝刘彻不杀她，卫子夫的余生也是生不如死了。于是，结果不难预料，万念俱灰的卫子夫用一条白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之后，私自放跑太子的田仁被判处了腰斩。让人有些始料未及的是，同时

被腰斩的，还有北军指挥官任安。

武帝认为，任安虽然没有参与谋反，但眼睁睁看着太子起兵，却没有任何动作——这明显就是首鼠两端、坐观成败。所以在武帝看来，这个任安就是一个奸猾的官场老油条，他是想看谁赢了，再投靠谁。如此怀有二心之人，岂能不杀？

接着被诛杀的，就是为数众多的太子门客。武帝宣布，凡是太子宾客中曾跟随太子出入宫门的，即视为有谋反迹象，一律斩首；至于那些明确跟随太子造反的，则全部族诛。此外，被太子裹挟、被迫卷入兵变的所有官吏和将士，则全部流放敦煌。

最后，武帝严令长安各门悉数关闭，并屯驻重兵，以防太子反扑。

到这里，该杀的都杀了，该判的也都判了，只剩下当事人太子刘据仍然在逃。武帝最终是会赦免太子，还是会毫不留情地依照国法处置，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成了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

当时，武帝刘彻处于盛怒之中，满朝文武都怕惹祸上身，遂噤若寒蝉，没有人敢站出来劝解半个字。只有一个叫令狐茂的基层小吏，壮着胆子给武帝上了道奏疏，替太子求情，说太子都是遭小人江充陷害，不得已才起兵自救，希望武帝能解除戒严，赦免太子。

武帝看完，多少也有些醒悟，可终究还是没有颁发赦免令。

此时的刘据，一路向东逃亡，跑到了湖县（今

河南省灵宝市西），躲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这户人家穷得叮当响，主人只能靠卖草鞋供养太子和两个皇孙。刘据考虑到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恰好想起有个旧部就住在附近，且家境十分富裕，遂派人去联络。

不料，此人立刻就将刘据出卖了。八月八日，当地官府出动人马包围了刘据的住处。主人为了保护太子，与官兵格斗而死。刘据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遂悬梁自尽，两个皇孙旋即也被杀害。

随着太子的自杀，这起震惊天下的宫廷惨案终于画上了一个血腥的句号。

时年六十六岁的武帝刘彻，其杀伐决断的魄力依旧不减当年，没花多大工夫就平定了这场祸乱。然而，这场胜利的代价却是极其惨痛和苦涩的。因为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和一个祖父，会以逼杀自己的妻子、儿子和孙子为荣。武帝刘彻也许会以“社稷为重，国法无情”等堂而皇之理由来宽慰自己，但这起夫妻反目、父子相残的人伦惨剧，却终究是他余生中难以愈合的伤口。

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为大汉天子、手握生杀大权的武帝刘彻，又何尝不是这场巫蛊之祸的受害者呢？

巫蛊之祸的始作俑者，固然是死有余辜的酷吏江充，但假如我们要为本案设立一个审判庭的话，那么被押上被告席的人，绝不只有江充。追根溯源，如果没有武帝晚年施行的酷吏

统治，如果不是他重用并纵容江充，如果他不是那么多疑、易怒和暴虐，那区区一个江充又怎么可能掀起这么大的一场祸乱？

归根结底，这场祸乱最大的责任人，最应该被押上历史被告席的，恰恰是武帝刘彻本人。换言之，他既是这起人伦惨剧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本案不可饶恕的幕后元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