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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财有道 疯狂运转的财政机器（第2页）

但问题在于，这么大的“流动性”，该如何注入市场呢？

很简单，卖给有钱人。

哪些有钱人？

帝国的王侯，以及众多的皇亲国戚——简言之，就是富得流油的权贵们。

朝廷规定，每逢这些权贵到长安朝觐、参加大典、进献贡品之际，必须事先花四十万钱购买一张皮币，才有资格参与上述活动。如此一来，皮币就能通过这些权贵之手，渐渐流通到市场上去，而无数的铜钱则哗啦啦流进了国库。

除了白鹿币，此次货币改革，朝廷还推出了一套“白金币”。古代称白银为“白金”，所以白金币的主体材料就是白银。当然不是纯银，而是掺杂了一定数量的锡。准确地说，“白金币”就是一种合金硬币。当时，皇家事务管理机构“少府”（相当于刘彻自己的小金库）之中，存有大量银和锡，足以批量制造“白金币”。

“白金币”有三种面额：最大的呈圆形，上面铸造龙的图案，价值三千钱；其次呈方形，图案为马，价值五百钱；最小的呈椭圆形，图案为龟，价值三百钱。

就这样，从超大面额的“白鹿币”，到大面额及中等面额的

“白金币”，再到小面额的“五铢钱”，一整套崭新的货币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朝廷收回铸币权并发行新货币，必然触动无数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尽管朝廷三令五申，严禁民间私铸各种类型的货币，可依然有无数的商人与政府官员内外勾结，冒着杀头的危险拼命盗铸货币。《史记·平准书》就说：“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资治通鉴》也称：“民多盗铸钱（‘五铢钱’），楚地尤甚。”

一切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的邓宁格的那段名言一样：“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新货币发行后，一开始还只是掌握权力的官员和握有资本的商人联手盗铸；可很快，无数民众也都卷了进来，“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史记·平准书》），即天下人大都毫无顾虑地私铸金钱。“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参与犯罪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致官府杀也杀不完，抓也抓不完。

一件法律禁止的事，如果只有少部分人干，那是一般犯罪活动；倘若无数人都参与了，那就上升到危及社会稳定的政治

高度了。对此，武帝刘彻也很无奈，只能一边按照法令，该抓的抓，该杀的杀；一边又不得不频频发布赦免令，把那些有自首情节或罪行不太严重的人都放了。

当时到底有多少人被赦、多少人被杀，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给出了三组数据：新货币发行后的五年时间内，因自首而赦免的就有“百余万人”；因情节较轻而赦免的“吏民”，也有“数十万人”；至于没有遇到赦免而被杀的，则“不可胜计”。

朝廷的货币改革政策，除了在民间引发严重犯罪，在朝廷内部也遭遇了不小的阻力。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便是当时的大农令——“财政部长”颜异。

这位大农令，据说素有清廉、正直之名，本来武帝刘彻还比较赏识他，可“白鹿币”刚一推出，颜异便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果他是站在财政或民生的角度，指出大面额货币的弊端，比如引发通货膨胀之类，那么他的意见还算有建设性。遗憾的是，颜异的反对理由跟他“财政部长”的身份很不相称，一点儿都不专业。他居然是站在权贵的立场发声，认为让王侯们花四十万钱买一张“白鹿币”，这件事不太合适。

武帝刘彻大为不悦。

但颜异毕竟是“财政部长”，他要是阻挠，朝廷的货币改革势必难以顺利进行。

这个时候，就该轮到张汤上场了。

几年前，丞相公孙弘病逝，御史大

夫李蔡进位丞相，张汤进位御史大夫。李蔡上位后没什么政绩，慢慢沦为了挂名丞相；而一向深受武帝倚重的张汤，则成了实质上的丞相。“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史记·酷吏列传》）此次推行货币改革，张汤自然是深度参与，现在有人阻挠，他肯定要把障碍排除掉。

张汤跟颜异一直以来就有矛盾，这回又有公事上的理由，他当然不会放过颜异。

不过，饶是张汤“办人无数”，这个颜异还是让他有些头疼。因为此人为官清廉，居然查不到任何污点。要是换成别人来办理此案，可能就知难而退了；但张汤之所以是张汤，就在于世上没有他办不下来的案子。

有污点，直接办他；没有污点，制造污点也要办他。

很快，在张汤的授意下，就有人站出来指控颜异了。事情源于一次聚会。某位客人批评朝廷某项法令不太妥当，颜异没有作声，只微微动了一下嘴唇。张汤就死死抓住这个微表情，上奏称：“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史记·平准书》）

颜异身为九卿，觉得朝廷法令不太妥当，却不进言而在肚子里诽谤，论罪当死。

于是，颜异就这样掉了脑袋。

由此可见，在官场上混，不仅要谨言慎行，还要具备超强的微表情控制力——否则就可能像颜异一样，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在中国历史上，颜

异可能是第一个因“腹诽”罪名而死的，但绝非最后一个。因为有了这个经典判例，后来的酷吏简单“抄作业”就行了，动辄便能以“思想犯罪”为由大搞政治迫害，随意置人于死地。

颜异之死，对武帝一朝的政坛风气产生了非常坏的影响。司马迁就说：“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史记·平准书》）

既然连“腹诽”都能入罪，那满朝文武为了自保，当然都不愿说真话了，只有阿谀谄媚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