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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宝马惹的祸 李广利西征（第1页）

都是“宝马”惹的祸：李广利西征

元封五年夏，也就是武帝刘彻南巡回京不久，一代名将卫青与世长辞。

卫青生于哪一年，史书无载；所以，他享年几何，我们也不得而知。大致推断，他应该比武帝小几岁，终年可能将近五十。武帝为他修建了一座状似寘颜山（匈奴境内名山）的陵墓，以铭记他抗击匈奴的赫赫功勋。卫青的陵墓就在武帝的茂陵和霍去病的陵墓边上，三墓相连，无声地向后世述说着君臣三人抗击外敌、开疆拓土的英雄传奇和历史功绩。

同年，武帝刘彻鉴于帝国的疆域在这些年的征战中得到了极大拓展，郡的数目也增加了不少，为便于管辖，遂在“郡”一级的行政区划上，又增设了“州”，将整个帝国划分为十三个州，分别是：

冀州（今河北中部、南部）、幽州（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并州（今山西）、兖州（今山东西部）、徐州（今江苏北部）、青州（今山东东部）、扬州（今安徽中部及江南地区）、荆州（今湖北、湖南）、豫州（今河南）、益州（今四川、云南）、凉州（今甘肃）、交趾（今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北部）、朔方（今黄河河套地区）。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十三个州并非行政区，而只是监察区。中央向每个州派出一名刺史，负责监察地方各郡。刺史只有监察权，没有行政权；官秩也较

低，只有六百石。这一制度大致延续到了东汉末年；至汉灵帝时期，朝廷才开始选派重臣出任州牧。从此，州才演变成了行政区；各州或置刺史，或置州牧，成了地方最高军政长官。

卫青的去世犹如一道分水岭，凸显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武帝刘彻的前半生，朝堂上人才济济，可谓“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因而被后来的班固誉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可时至今日，当年的那些帝国精英或在征战中捐躯，或因武帝的滥杀而死于非命，或是自然死亡，已经凋零殆尽。

正所谓“天下以智力相雄长”，一切竞争，归根结底都是人才的竞争；一切发展，都是以人才为前提的发展。没有了人才，一切都谈不上。

为此，武帝刘彻不得不在时隔多年后，再度颁发一道求贤诏，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汉书·武帝纪》）

大意为，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必须依靠非同寻常的人才。有的马会在奔跑时踢人，却能远行千里；有的人会被世俗讥讽，却能建立功名。这些不受驾驭的马和放纵不羁的人，并非不可造就，关键在于如何驾驭。朕命令，各

州郡要察举官员和百姓中那些有杰出才干和特殊能力的人，可以让他们担任将、相或出使远方的使节。

诏书很快就发到了天下的各个州郡，然而应者寥寥。

彼一时，此一时也。想当年，刘彻的求贤诏一发，天下应者云集，人才纷至沓来——然而这样的盛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究其原因，说是“气数”“国运”也好，说是武帝滥杀给天下人造成了“恐惧症”也罢，总之，诏书发出后好几年，也未见一个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更别提要像卫青、霍去病他们那样建功立业了。

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刻，武帝刘彻会不会想起当年汲黯劝他不要滥杀大臣的情景。当初的刘彻曾经自信满满地说：“世上从不缺少人才，只怕发现不了人才。若善于发掘，何患无人？”可事到如今，大汉帝国确实已经面临人才匮乏、后继无人的窘境。

说难听点儿，就算人才是春天里拼命生长的韭菜，能够一茬接一茬地往外冒，可也架不住武帝刘彻这把大镰刀的疯狂收割啊！

有一个例子，很典型地说明了武帝滥杀给大臣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心理阴影。

那是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春，时任丞相的石庆病故，丞相一职出缺。武帝刘彻的目光在满朝文武中扫来扫去，最后落在了太仆公孙贺身上。

公孙贺是卫青的姐夫，早在景帝年间便已入仕，后来多次跟随卫青北

征匈奴，立下不少战功，算是眼下朝廷中硕果仅存的少数元老之一了。武帝觉得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随即封公孙贺为葛绎侯，并拜他为相。

作为百僚之首，丞相之位无疑是一个人仕途生涯的巅峰，绝对是所有为官之人梦寐以求的。然而此刻，接到任命诏书的公孙贺非但没有半点儿荣耀之感和喜悦之情，反倒充满了担忧和恐惧。

原因很简单——大汉帝国的丞相早就成了一份高危职业。

自从公孙弘之后，历任丞相多数死于非命（表面是畏罪自杀，其实都是受武帝所迫），像石庆这种寿终正寝的纯属个别现象。而且，石庆为人十分谨小慎微，从不敢对天子有丝毫拂逆——可在任期间，还是多次遭到过武帝的训斥。他最后能得以善终，实属幸运。

公孙贺可不敢指望自己能有这份幸运。在他看来，这份委任状无异于一道死刑判决书，所以打定主意绝不接受。在之后的任命仪式上，公孙贺愣是“顿首涕泣不肯起”（《资治通鉴·汉纪十三》），就是趴在地上拼命磕头，一把鼻涕一把泪，说什么也不肯当这个倒霉丞相。

没想到我老刘家的乌纱帽竟然这么不招人待见！

武帝刘彻既尴尬又恼怒，却又不便发作，只好阴沉着脸拂袖而去。

这下轮到公孙贺尴尬了。他跪在地上，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痛苦得要死。最后，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

，公孙贺还是万般无奈地接受了任命。

走出皇宫的那一刻，公孙贺忍不住仰天长叹，道：“我从是殆矣！”（《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从今往后，我算是完蛋了！

果不其然，十二年后，这句话便一语成谶——公孙贺受“巫蛊之祸”牵连，与儿子双双死于狱中，整个家族也惨遭诛灭。

太初元年秋，汉帝国与大宛之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外交纠纷。这起纠纷，最终导致两国爆发了一场大战。

纠纷的起因，源于大宛国的特产——汗血宝马。

武帝爱马，尤其钟爱产自大宛的汗血马。多年前，大宛与汉朝建交时，曾进献过一批汗血马。可武帝觉得远远不够，一直希望通过互赠的方式获得更多汗血马。

这一年，出使西域的使节回国后，对武帝称：大宛有很多汗血马，却都藏匿在贰师城（大宛都城贵山城南四十公里处），不让汉朝知道。

武帝一听，觉得这无非是一种“奇货可居”的手段，想借此抬高汗血马的身价罢了。没关系，大汉有的是钱，我们出得起。随后，武帝便派遣了一个使团，携带黄金一千斤，另外又用黄金铸造了一尊汗血马雕像，前往大宛，准备与其交换。

在武帝看来，他这么做已经很有诚意了，相信大宛没有理由拒绝。

然而这回，他打错了算盘——大宛压根儿不想用他们宝贵的汗血马去换大汉的金子，金子再多也不行。

当然，大宛君臣并非脑袋一拍就做了决定，而是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经过讨论，他们一致认为：汉朝与大宛相距遥远，中间又隔着盐泽戈壁，且北有匈奴，南乏水草，汉使屡屡困于中途；往往一支使团有几百号人，却因缺水少食，动辄死亡过半。就算汉朝要派大军前来讨伐，又能奈我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