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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相思（第2页）

最后提出的那个假设条件，起了决定性作用。王加根不再三心二意，坚定不移地走向后湖边的公交汽车站。

事实上，这种选择是错误的。此时此刻，他的心上人正在方湾中学望眼欲穿地等着他。

每周见面已经成了习惯。方红梅觉得，她与王加根分开的极限也就一个礼拜。七天后的每一天，就感觉度日如年。思念的煎熬，已经把她折磨得形容枯槁，整个人瘦得变了形。

上班时，她用疯狂工作来麻痹自己。尽可能把教案写详细一些，把作业布置多一些，把作文批改认真一些。每一节自习课，她都会守在教室里。遇上其他老师因病因事请假，她都欣然用语文课顶替，而且不计报酬。

八小时之外，她收听英语广播讲座，看文学书，写日记。灵感来了，还会写篇把文章，只是没有投过稿。她对文学的爱好，不如王加根痴迷和执着。如果不想看书和写作，就用运动打发时间。跑步，做广播体操，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打篮球。早晨和傍晚，她都会走出宿舍，呼吸户外的新鲜空气。

最难熬的还是漫漫长夜。

天黑之后，她就如同一个精神病人，疯疯颠颠。有时去办公室晚办公，或者去会议室看电视，多数时候又没有办公和看电视的心情。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一会儿又坐起来，看看书又重新躺下，电灯关了又开，开了又关。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王加根。相爱一年多的点点滴滴，每一个场景和片段，都如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重现。她时而哭，时而笑，时而悲，时而喜，泪水如涓涓细流在脸上流淌，感觉肝肠寸断。有时想得实在没办法，就翻出王加根的来信和情书，细细品读，或者捧着王加根的照片，凝视注目好半天。

“根，你看着我的眼睛，说话呀！我听着。根，快说呀，喊我一声梅！根，你听见我在叫你么？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就是不能没有你！”她对着照片与王加根交谈，自言自语。

不知不觉中，总算睡着了。心爱的人又出现在梦境中，甚至躺在她身边。

隔壁房间的扑克摊子散场了，传来余兴未尽的议论，以及拖动椅子的声音，把她从梦中惊醒。

她又开始哽咽着饮泣。

“根，抱紧我！天这么黑，我一个人好怕。根，我的亲人！你为什么不来看你的梅！你知道她正在痛不欲生地思念你吗？你怎么能够这么长时间不到我身边？未必真的拿得起、放得下，可以把你心爱的梅置之脑后？把思念抛到九霄云外？我多么可悲！为什么要酿下这爱情的苦酒？”

到了星期六下午，明知道两人约好不见面，明知道王加根不可能来方湾中学，她还是满怀希望地在宿舍里等待。等待着心上人违约，从天而降，出人意料地站在她面前。

恍惚中听到有人敲门，她就会从床上或椅子上弹起来，奔过去打开房门。结果，外面什么也没有。

这种无望的等待往往要到次日早晨才告一段落。

星期天，她强迫自己正视现实，回归自然。

没精打采地回到菜园子村，听祖母叨唠，帮父母干家务，检查弟妹的学习。或者，一个人穿过田野，到绿草如茵、杨柳依依的河堤上散步。置身于大自然，她的心情才开朗一些，感到舒畅和快乐。碧绿的麦浪，金黄的油菜花儿，蜂飞蝶舞，河水欢唱，她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见鸟儿成群结队，蜜蜂与花蕊紧紧拥抱，遥望小河中戏水的鸳鸯，她又难免黯然神伤。唉，动物都能够朝夕相伴，我和心上人为什么只能天各一方？

“五一”假期总算到来了。当他们再次在花园公社小学相聚时，那刻意压抑的感情如火山喷发。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难以自控。方红梅抚摸着王加根消瘦的面庞，亲吻着他颤动的嘴唇，一声声地呼唤着“根”“我的根”……□□的欲望让她如饥似渴，但又不敢迈出那可怕的一步。欲罢不能，欲进又止，欲言还休。

那种感觉真的比死去还要难受。

“让我死吧！我忍受不了！让我死吧！我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她一次次地低吟，死去活来的样子。

王加根同样抓心挠肺一般难受，泪如泉涌。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呼吸急促。有时扯下身上唯一的遮羞布，准备趴到方红梅身上时，眼前突然会出现白素珍凶神恶煞的面孔，脸上似乎又挨了重重一耳光。于是悬崖勒马，懊恼地停了下来。除了对母亲的恐惧，还有对冲动后果感到担忧。

按法律规定，男子必须年满二十二周岁才能结婚。他才十八岁，如果现在就急不可耐地把生米做成熟饭，接下来的四年时间如何度过？更何况，花园公社文教组出台了新政策，要求公办教师晚婚晚育。男教师必须年满二十五周岁，女教师必须年满二十三周岁，才允许结婚。否则，所在学校不出具婚姻状况证明，领不了结婚证书。

忍忍吧！不能图一时快活，惹百日烦忧。…

王加根又重新把短裤穿好，上齿咬着下唇，无声地痛哭起来。

方红梅抱着他的头，与他一起流泪。

这对被爱情的烈火烧得体无完肤的年轻人，最终还是用意志扼住了欲望的咽喉，阻止了感情的洪水放纵奔流。

急风暴雨过后，他们平静下来，感觉心里舒服了许多。实在是太困太累了，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按照之前商量好的计划，他们准备利用“五一”假期去武汉玩两天。不买东西，不走亲访友，就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了解一下大城市的生活。

这是他们恋爱之后第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的旅游，两人都比较兴奋。晚上，他们趴在《武汉市交通旅游地图》上研究了好半天，基本上确定了游览的景点和出行路线。

天亮之后，在煤油炉上煮了点儿白菜面条，香滋滋地吃完，两人就怀着激动的心情上路了。王加根背着已经洗得发白的黄书包，书包里装着他的日记本、钢笔和存折。

他们先到银行取钱。办业务的显然是个新手，一会儿账算错了，一会儿找不到记账单。打起算盘来像捉虫，数钞票的样子也很难看。一笔简单的现金支取业务，办了二十五分钟。这种人要是在教育系统，早就靠边儿站了。本来蛮好的心情，一下子受到了影响。走出银行时，王加根和方红梅都有点儿愤愤不平。

来到花园火车站，刚进候车室，竟然碰到了徐磊。更巧的是，徐磊也是坐火车去武汉，到他大伯家里玩儿。

三个人买好车票，一起进站上车。

车上人满为患，找了好几个车厢都没有座位。后来在堆放货物的“货车厢”里，看到长条木椅上有几个空位子。

他们赶紧跑过去坐下。

徐磊是花园公社人，家住花园镇北头的徐家河。师范毕业后，分配在季店公社教书。他从家里去季店，或者周末从季店公社回家，总是走襄花公路，正好路过花园公社小学，因此常去王加根那儿。王加根也去过徐家河他家里。两人交往甚密，关系不错。

他与方红梅是师范毕业后第一次见面，交谈的话题相对比较多。

“你跟池中月怎么样？”方红梅明知故问。她已经从王加根那儿听说徐磊与池中月分了手，只是想确认一下。

“还能怎么样？”徐磊玩世不恭地回答，“我们的交往，从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小孩子过家家，玩玩儿而已。”

“你们这些臭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方红梅笑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