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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父偃发迹推恩令颁布（第2页）

刘彻看人的眼光是很毒的，主父偃若没真才实学，他绝不会如此加以重用。

所以，卫青攻取河南地后，只有主父偃提出的“设立朔方郡，兴建朔方城”的方案，最符合刘彻的心意、最合乎时势的需要，也最有助于深化汉帝国对匈奴战争的整体战略。

而主父偃最厉害的一招，其实还不是这个，而是稍早之前向武帝呈上的另一个大策略。

它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推恩令”。

“兴建朔方”针对的是匈奴；而这个策略，针对的则是诸侯。

我们在前文多次说过，

“诸侯坐大”是汉帝国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因为汉朝在行政上采取的是“郡国并行制”，在治国思想上采取的是黄老的“无为而治”，所以势力日渐膨胀的诸侯最终必然离心离德，对汉帝国的中央集权构成严重威胁。

这一沉疴顽疾迁延日久，积重难返，整整困扰了文帝、景帝、武帝三朝。

早在文帝时，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就曾举兵叛乱。叛乱平定后，时任太中大夫的贾谊便针对性地提出了著名的《治安策》，核心观点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把各大诸侯国分割成若干小诸侯国，以此削弱各诸侯王的实力。

文帝采纳并实施了这一政策。但由于当时的朝政重点在于稳定政局、恢复社会经济，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只削了小部分诸侯的封地，对大部分诸侯依然采取绥靖政策。

景帝即位后，采纳了晁错提出的《削藩策》，开始强力削藩，却由此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叛乱——七国之乱。随后，朝廷虽然平定了叛乱，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诸侯势力的膨胀，但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到武帝刘彻即位时，以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为首的各诸侯国，实力依然不容小觑。一心要实施大有为之政的刘彻，迟早要彻底解决诸侯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目光犀利的主父偃一下就看出了武帝的心结所在，遂于元朔二年冬上疏

武帝，提出了一个彻底解决诸侯问题的策略。他在奏疏中说：

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这段话的大意是：古代的诸侯土地不超过百里，强弱的形势很容易控制。如今，有的诸侯竟然坐拥相连的几十座城池，土地上千里。天下形势宽缓时，他们容易骄奢淫逸；天下形势急迫时，则容易互相结盟，联合起来反叛朝廷。如果用法令强行削减他们的土地，就会使他们产生反叛的念头——之前晁错的做法就导致了这种情况。如今，诸侯的子弟动辄十几个，却只有嫡长子世代继承；其他人虽然也是诸侯的亲骨肉，却无尺寸之地的封国，那么，仁爱孝亲之道就无从体现。希望陛下命令诸侯，让他们将朝廷的恩德推而广之，将其土地分割给所有子弟，封他们为侯。这些诸侯子弟一定人人喜悦，愿意奉行。如此，看起来是陛下施以恩德，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的国土；在不削减他们封地的同时，自然削弱

了他们的势力。

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

它以“推恩”“仁孝”之名，行“割肉”“肢解”之实；打的是冠冕堂皇的儒家旗号，用的却是釜底抽薪的法家权谋。

这当然十分合乎武帝刘彻的口味。

就算诸侯王们明知此举对他们不利，从长远看跟“削藩”没有任何区别——可问题在于，“推恩”二字不仅让朝廷和天子刘彻一举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且迎合并满足了诸侯子弟们的利益需求，这就让诸侯王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倘若他们反对朝廷的这一做法，那根本不用朝廷站出来讲道理，他们的子弟（除了嫡长子）首先就会跳出来反对他们。用《孙子兵法》的话来说，这就叫“上下同欲者胜”——“推恩令”巧妙地把朝廷的利益和诸侯子弟的利益捆绑到了一起，剩下诸侯王们夹在中间，两头不靠，又能怎么办？

这就是“推恩令”与之前景帝强力削藩的根本区别所在——强力削藩用的是磨刀霍霍的暴力手段，必然引起诸侯的反抗；“推恩令”则披着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让你想反对都找不到正当理由。

刘彻一看完主父偃的奏疏，立刻予以采纳；随即正式颁布了“推恩令”，称：“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资治通鉴·汉纪十》）

各诸侯王如果愿意推恩，把土地分封给子弟的，可

以呈报，朕当确定他们的爵位名号。

在此，“或欲”一词用得十分微妙：诸侯们愿意分封的，就分封；不愿意的，朝廷也不强迫。看上去很人性化，其实是刘彻在有意试探诸侯的态度，看他们作何反应。

对此，一些政治敏感度强的诸侯，立即响应朝廷号召，如梁王刘襄、城阳王刘延等。对于这些“先进分子”，刘彻自然要拿来做一番文章，于是公开下诏对他们予以表彰，以激励其他诸侯效仿。

据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记载，“推恩令”施行后，“齐国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等等，总体上成效显著；另外，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也称：“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两种表述结合起来看，结论就是——诸侯国开始层层削弱、越分越小了。

随着时间推移，困扰汉帝国三朝的诸侯问题，终于在武帝一朝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与此同时，汉帝国的中央集权也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强化。

当然，也有不少实力强大的诸侯王，对于“推恩令”的颁布装聋作哑，始终不做任何表态，更没有任何行动，如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燕王刘定国、齐王刘次昌等人。

对这些人，武帝刘彻和主父偃当然另有对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