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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台罪己诏 一代雄主的最后忏悔（第2页）

把田千秋和李广放在一起，就更能感受到造化弄人的无奈，以及“命运”这个东西的诡谲与荒谬。

对于“三无人员”田千秋的官场奇迹，连司马光都忍不住发了一段议论：“千秋无它材能，又无阀阅功劳

，特以一言寤意，数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当然，田千秋也不是完全没优点。司马光就说他“为人敦厚，有智”，就是做人既厚道又聪明，所以才能“居位自称，踰于前后数公”。他在丞相位子上也能胜任，甚至比前后几任还更称职。

武帝晚年对过往错误的忏悔，不仅表现在上述几则言行中，更集中体现在了一道正式颁布的诏书上。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颁布这道诏书的起因，是稍早之前，由搜粟都尉桑弘羊和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联名呈上了一道奏章，大意是说：“轮台以东，有可灌溉农田在五千顷以上，应派遣屯田士卒前往，设置校尉，栽种五谷；同时修建要塞亭障，一直向西扩张，既可威慑西域诸国，也可保护盟国乌孙。”

据《汉书》《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武帝刘彻看完奏章后，“深陈既往之悔”，于是便有了这道罪己诏。撮其要旨，深自悔过的内容主要有这么几段话：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降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益西乎！

…………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

以优民也，朕不忍闻。

…………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这几段话的大意是：

之前有关部门上奏，要求给百姓增加赋税，每人多缴纳三十钱，用来加强边防，这是在加重老弱孤独者的负担。而今又要求派遣士卒，去轮台屯田。轮台远在车师国以西一千余里，此前开陵侯成娩进攻车师时，虽然获胜，迫使其国王投降；但因路途遥远，粮草不继，死在道路上的士卒有数千人，何况轮台更在车师国之西！

前不久李广利战败，将士死的死、散的散，朕心中时常悲痛。如今又奏请到遥远的轮台屯田开荒，并修建要塞，这是扰乱天下之举，不是爱护百姓的做法，朕不忍听闻。

当今急务，在于严禁苛酷和暴虐，不准擅自增加赋税，致力于农业这一国本，鼓励民间养马，以填补战马缺额、不让边防缺乏武备而已。

《轮台罪己诏》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道皇帝罪己诏，对当时和后世均有重大影响，因为它标志着武帝末年在政治取向和治国路线上的大幅度转变。尽管学界也有观点指出，《轮台罪己诏》的历史意义被班固和司马光夸大了，武帝的“罪己”很不彻底；但大部分古今学者仍然认为，武帝刘彻在其生命最后两年的悔过和转变，是汉朝得以恢复安定并继续发展的主要原因。

如唐代的褚遂

良就称：“帝翻然追悔，情发于中，弃轮台之野，下哀痛之诏，人神感悦，海内乃康。向使武帝复用弘羊之言，天下生灵皆尽之矣。”（《旧唐书·褚遂良传》）

当代学者田余庆也撰文表示，正是由于武帝刘彻对自己的扩张政策感到悔恨，将治国路线由“尚功”调整为“守文”，从而“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昭宣中兴’，才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

从《轮台罪己诏》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武帝刘彻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转变：

其一，在治国路线和施政方针上，提出“禁苛暴”，即从严刑峻法的酷吏统治转向温和宽松的儒家仁政；

其二，在民生和经济方面，提出“止擅赋，力本农”，即从横征暴敛、竭泽而渔转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其三，在军事方面，提出“补缺，毋乏武备”，相当于从强势扩张、战略进攻转向了持重守成、战略防御。

民以食为天。无论在任何时代，作为“吃饭问题”和“粮食安全”的农业，都是国家的根本。尤其在古代社会，农业生产更是国计民生的重中之重。只有在民生富庶、经济繁荣、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国家的强大。武帝把丞相田千秋封为“富民侯”，便是取“与民休息，富养民众”之意。唐代的颜师古称之为：“欲百姓之殷实，故取其

嘉名耳。”

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改进生产技术。武帝就找到了一个这方面的人才——农学家赵过，任命他为搜粟都尉，专门负责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

赵过发明了“代田法”，使土地得以轮番耕作、充分利用，并且还能年年休耕，让地力得以恢复。此外，赵过还发明了从耕地、下种到耘锄的一整套新式农具，并教会老百姓使用，让农民“用力少而得谷多”，因而“民皆便之”（《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就这样，在武帝末年的幡然悔悟和改弦更张之下，已然民变四起、危机重重的大汉帝国，终于渐渐恢复了安定。就像一个大病一场的人，虽然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但至少脱离了死亡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