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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第1页）

1919年的四月，仿佛诸事不顺，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复古派的构陷、蔡先生被质询、和会外交失利、互助社解散、陈仲甫卸任北大文科学长。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总泛嘀咕，饶是受过高等教育、信奉唯物主义的学生，也都希望这个有些晦气的阴冷四月赶紧过去，五月后春暖花开，迎接花团锦簇的初夏。

日子一天天数着。眼看就要迎来曙光，临门一脚前，四月三十日，英法美三国在巴黎开了三国会议。

彼时国内一片忧惧不安，又还有部分人尚存微弱希望。但所有人都在等待，等待最后的结果。

结果就是天不佑民国。

五月第一天的晨光一如期盼得那样明媚，道路两边的鲜花吐露着芬芳。法租界附近，售卖鲜花的花童一早就在街道旁的咖啡馆、面包店门口打转，转着眼睛找寻出双入对的男女兜售花朵。报童被提着警棍的洋警察从巷子里赶出来，街上衣饰考究的人看一眼，便失去兴趣移开了目光。

法国警察操着一口口音浓重的中文，恶狠狠道：“小子快滚，这里没人关心你们的地到底收回去了没。你还是去学校那边，兴许还能找到几个老师学生为了报上的话发疯。”

报童从地上爬起来，习以为常地拍了拍裤子上的土，低了低头，一言不发地跑了，灵活小巧的身形一忽儿就消失在了人群里。他跑过拐角，才停下来，喘着气厌恶地看了眼还立在巷子口的法国警察。

“呸！谁乐意分到你们这儿来卖报！学校那边的报纸早就被抢完啦。你们这群黄毛狒狒，早晚得让你们滚出北京！”

他说完，想起手上报纸上的内容，便一呆。报童都是家里穷得供不起孩子读书，才让半大小子出去尽早赚钱。他们这波报童都不认字儿，还是今早去报社领报纸，把报纸发给他们的记者叹着气、又红着眼给他们讲今早报上的内容。反正山东也是要完蛋啦，国内又要多一批外国人住进来。

报童不由得悻悻然。他看了眼自己手上的报纸，将它们小心地卷好，拿在手里往城东头走，一边喃喃道：“嘿，你说这世道。难不成这些狒狒就都赶不走了？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完啊，这玉皇大帝怎么能看着外国人跑到他老人家地盘这么作威作福？没天理啊。”

他叹着气，怀着一种惊惧的心情跑远了。越离开租界，眼前光景越是贫瘠，色彩也从绚丽变作灰沉。西装革履的正装和各色的洋裙套装渐渐变成了灰的、青的、黑的长衫和校服。他开始呼喝、唱报，这一次，没等他高高举起手中的报纸，周边走过的人便都被吸引了注意力，涌上前来。短短十分钟，一百张报纸销售一空。

报童一边数着钱币，一边偷眼去打量路上拿着报纸在看的人们。每个人眉头都皱得死紧，整条街的人互相看看，开始交谈，交谈逐渐变成议论，议论逐渐变成争辩，争辩逐渐变成了吵闹。最后，都尽数变作了哭腔。

报童再不敢看下去，他压低了帽檐，小跑起来，一路穿着哽咽的人群，也不看方向，只是低着头跑。跑到哪里？还没想，只是不能再呆下去，再呆下去自己也便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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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日，女师。

“校长禁止咱们印刷新一期报纸，昨天我去找印刷厂，他们说收到了校长的信，以后不收咱们的单……”

裴瑄正听着《娜拉号》杂志编辑组的同学对她汇报情况，忽然注意到不远处陶玄大步跑过来。她神情惊惧，竟是透着股害怕。裴瑄从未见过这位性格活泼坚韧的学姐露出这副表情过，便立刻示意面前的同学停一下。

陶玄匆匆站定在她们面前，顾不得问候了，睁大了眼同她道：“出大事了，巴黎败了。”

裴瑄同坐在她身前的女生都抬着头望着她，似乎不明白她的话。

陶玄：“中国外交正式失败了！美国已彻底倒戈，威尔逊同意了日本的方案，要将山东交给日本，此前的五国共管成了空话。我们输了！”

裴瑄猛地站起来，椅子在身后晃了晃，啪一声倒下。她恍若未闻，一把抢过陶玄手上的报纸，一目三行地扫视着，另一位同学也凑在她身边紧张地看着。

“威尔逊，威尔逊，”陶玄呢喃着这个名字，咬牙切齿，“好一个背信弃义、满口谎言的小人！这样的人，怎么能做一个大国的总统？我恨啊！”

裴瑄猛地抬起头来，厉色道：“什么威尔逊？事到如今了，还不明白吗？事情的关键根本就不是威尔逊一个人的问题！归根结底，这是我们国家出了问题，我们还将这个美国人挂在嘴边干什么呢？是！诚然，当初他的十四点和平原则让我们都曾一度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那时国内极大地吹捧他。我不能马后炮，因为我也是指望着我们能借着美国的势力平和国内矛盾的人中的一员！可如今呢？外交失败了，我们最该从这失败中痛悟的道理便是绝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那么反省这失败的时候便也不能把怨愤都转移到了外部。我们都去埋怨威尔逊了，那么便只能流泪接受这结果吗？倘使这怨愤和怒火找不到它该去的人身上，那谁都快活了，不快活的只是中国的百姓罢了！我们何时能明白一个最明显的事实，威尔逊他是美国的总统，不是我们的！我们的大总统，名叫徐世昌！此时此刻，他甚至就在北京，就在我们触手能及、申冤有门的地方！”

陶玄怔怔地看着她，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她绝想不到这样的话会是宿舍里最温和最不激进的人说出来的。可她说得对，不仅仅是对，而是一棒子打了过来，一下子把人打醒，甚至醒得有些眩晕了。

“你说得对。”《娜拉号》的另一位同学对裴瑄说，“当下，我们能指望的不是威尔逊，是我们的政府。”

裴瑄忍不住纠正：“不是指望我们的政府，是必须要让政府做事。我们能指望的，是自己。我们在自救，而非求救。从此后，我再也不会轻易地将希望寄托给别人。我曾经以我自己的希冀和偏向在《娜拉号》上宣传威尔逊，作为副主编，我觉得我失职得透顶。这于我是一个巨大的教训，甚至有些事，我觉得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