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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学（第2页）

·“左联”培养的新作家：张天翼、殷夫、叶紫、沙汀、艾芜、吴组缃等。

1930年秋左翼戏剧演员宗晖被害

1931年1月左联五烈士被害

1933年上海：丁玲、潘梓年被捕，应修人被害；北平：洪灵菲被害；天津：潘漠华被捕，次年被害。

左联与左翼文化运动的后续影响

按照□□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1935年底左联解散，到1936年秋，左翼文化团体已经全部解散，加入各种文化界统一战线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左翼文化人或投入抗战文艺运动，或直接奔赴抗战前线。

（1）、输送大量人才：红军到达陕北后，最早奔赴陕北的著名文化人丁玲是原左联的党团书记。全面抗战爆发后，左联和左翼文艺界人士纷纷奔向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奔向大后方，成为陕甘宁、晋察冀等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武汉、重庆等地文化机构、文化组织大批精英人才的主要来源。

（2）、创作大批进步文艺经典：抗战早期，创作了《放下你的鞭子》《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抗日爱国曲、剧。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左翼文艺界组成了13支救亡演剧队到全国去巡演。

（3）、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抗战期间，以原左联成员为主的文艺家有力地揭露了各种投降论、速胜论、假抗日、真摩擦的主张和说法；记载了人民群众抗日的坚定决心和浴血奋战的事迹。解放战争期间对国统区广泛宣传了党的政策，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新中国文化建设中同样发挥了引领作用。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20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新民主主义论》1940

“我们现在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率领的拿枪杆子的军队，一支是鲁总司令率领的拿笔杆子的军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

拓展阅读——“筹备组织‘左联’始末”

“左联”筹备小组成员，据我记忆，一共十二个人，即鲁迅、郑伯奇、冯乃超、彭康、阳翰笙、钱杏邨、蒋光慈、戴平万、洪灵菲、柔石、冯雪峰和我。十二人中，除鲁迅和郑伯奇外，都是党员。我记得我参加党召集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中旬（“双十节”之后不久），地点是在北四川路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的“公啡”咖啡馆二楼，参加的人共有十一个，即筹备小组的十个党员和潘汉年。这次会，主要由潘汉年传达中央主张停止文艺界“内战”，组成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的意义，并且也讲了一些反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话。中央并指定这个小组的任务是，尽快拟出两个文件：一、拟出“左联”发起人名单；二、起草“左联”纲领。

除了这两个文件外，还有一个组织关系的草案，这就是“左联”的组织机构、内部分工，以及和国内各地、国外进步作家组织联系之类的问题。上海所有的进步作家联合起来组成“左联”，鲁迅是旗手，是盟主，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也讨论过用什么名义的问题。有人建议叫委员长，有人建议叫书记长，当把这些方案向鲁迅汇报时，他坚决不同意。他说他可以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尽力多做，但他不喜欢委员长之类的名义。因此可以说，“左联”实行了集体领导，它的组织，只有一个执行委员会。同时，我们和鲁迅也讲明，他是我们的领导人，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得到他的同意，他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表示，事实上是同意了的。

————选自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中华书局https:.sohu.a72519183_410481

拓展——三次“文艺大众化”讨论

1、1930年，在左翼作家主编的《大众文艺》《拓荒者》《艺术》《沙仑》等刊物上展开文艺大众化的第一次讨论。1930年3月1日的《大众文艺》上，载有多篇讨论此问题的文章，如鲁迅《文艺的大众化》、郑伯奇《关于文艺大众化的问题》等。

2、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向革命文学提出的尖锐要求。左联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此次讨论中，发表文章最多、理论建树最大的是瞿秋白。

3、1934年5月，因为有人重弹“文言复兴”的老调，鼓吹中小学生普遍学习文言和读经，讨论转入语言文字问题，大众语成为讨论中心。除左翼作家外，文化教育工作者、语言文字工作者如陶行知、胡愈之、陈子展等也都参加了讨论。鲁迅写了《门外文谈》，论证了大众语、文字拉丁化和文艺大众化的必然趋势和重要意义，是讨论中的重要收获。

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论争

1、关于“文学基于普遍人性”的论争（1928-1929）

左翼作家与新月派的论争。1927年，原”现代评论派“骨干胡适、徐志摩等陆续到上海，1927年春创办新月书店，3月创刊《新月》杂志。新月派主要理论家梁实秋并不讳言其聚集是因为不能正视无产阶级的运动已“由政治的更进而为文化的运动”，要“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

新月派的目的在于根本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理论基础，以“永恒的人性的文学”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文学”。

论争性质：不同阶级争夺文艺阵地和领导权的论争

主要文献：梁实秋《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资本家的走狗”》；

鲁迅《文学与出汗》《“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文学，我实在是不知道……我们也不懂资产阶级的文学为什么就要受攻击？是为里面没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文学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些东西呢？”——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节选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节选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梁实秋《“资本家的走狗”》节选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节选

2、关于“三民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的论争（1929-1930）

左翼作家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论争。1929年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会议提出“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1930年6月国民党中组部提出“民族主义文学”。目的在于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文艺，以所谓“民族是一种人种的集团”（极端右翼）的言论为理论基础，实施与“军事围剿”相配合的“文化围剿”。

论争性质：革命与□□的文艺权利斗争

主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