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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位置（第2页）

“正听日语广播讲座——我叔叔是个日语翻译，他能辅导我。不过，我现在花工夫最大的是文学……我喜欢读中外古今好的短篇小说。”

“自己也写吗？”

我慌张地点了点头。

“我也喜欢文学。”他仿佛看出了我内心的羞怯，诚恳地说，“不过，现在好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好像还不太多……我喜欢契诃夫的、莫泊桑的、欧·亨利的；中国的，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汶石的《春夜》，还有孙犁的《山地回忆》……读过了，隔一段时间还想再读一遍……”

我心里像流过了一条温暖的、明净的、琤琮鸣响的小溪。在我接触的同代人当中，几句话就能使人感到这般知心的，他真是唯一的一个。

每次总是他先下车。这回下车以前，我们约好第二天一早到北京图书馆去。

接下来的十几次约会，也都是到北京图书馆去。我们每次分手时说好下次到馆的时间。开头，我发现他同我一样有着严守时间的好习惯，我们总是前后脚地来到存物处的窗口前；不过，有一回我因为表拨快了，早到了一刻钟，当我穿过柏树墙当中的甬道时，偶然朝柏树墙的缝隙中一瞥，恰好发现那当中不但有高高屹立的华表，而且有焦急地朝大门口翘望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并没有发现我已经提前到达。我没有招呼他，在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支配下跑进了图书馆前厅。我以为他随后就到，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就来。直到一刻钟以后——那正是我们约定的时间——他才仿佛刚刚到达似的走了进来。我没有戳穿他的秘密，但内心里感到非常幸福。

就这样，我们在分手后盼望下一次相会，我们在相会后共同坐在安静的阅览室中读自己心爱的书。常常是这样，我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从书本上移开，在短促的对视中汲取一种无名的力量，然后又俯首更用心地读了下去……

不知不觉地，北海公园正门前那几株梧桐树的大叶片已经泛黄。满城都有人在谈论大学招生的事儿。这一天，我们从北京图书馆出来，边走边谈地穿过了北海大桥，来到团城侧面的梧桐树下。我们站在那儿，各自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我告诉他：“我想写一些关于青年工人的小说。激发我们的同龄人为实现祖国的‘四化’去拼命劳动、创造……我觉得也许不去上大学中文系更好，我要把工厂和整个社会当作我的大学！”

他使劲地点头，额上的发尖跳动着，热情地支持说：“好！我要去考考外语学院，不过，倘若考不上，我也不会‘流自来水儿’——我研究过生活里的这一部分现象：‘科班’出身的未必都是金刚钻，‘草台班’出身的也未必都是铁疙瘩。取消‘科班’是荒唐的，迷信‘科班’也不对……写小说，好像从来都是‘草台班’出身的更厉害一些哩！”

真喜欢听他这些话。我想到亚梅在我宣布不考大学时竟“哟——”地尖叫了一声，并且用两只拳头擂着我脊背笑骂着说：“怪丫头！把你肚子里的墨水倒给我该有多美——考上了一毕业就是四级工的待遇呀！”……对比之下，更感到他是多么能理解我……

就在这一天，当暮色降临时，在紫禁城的筒子河岸边，呼吸着马缨花的芳馥气息，他先是轻轻、后是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久久地、久久地没有松开……

这天晚上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住在同楼的冯姨。她六十六岁了，却一直没有成家。我对她油然产生了一种怜悯的感情。我抢过她那并不沉重的手提包，一直帮她提到了家。我决定今后要更加主动地帮她干一些家务事——我心中盛满了那么多的幸福，我愿意尽可能地去帮助在某些方面欠缺幸福的人……

但是，两天以后，当我和他在电车上刚一相遇，我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仿佛我要拒绝幸福似的：“我一个月之内不去图书馆了……”

他眉尖微微一颤，笑着，并不是开玩笑地问：“怎么，为了写一篇绝妙的小说？”

我也笑着，更加不是开玩笑地说：“先不考虑写小说的事儿。我们车间成立技术革新攻关小组了。每天班后都要坚持战斗，肯定得开它十几二十个夜车，魏师傅连铺盖卷都搬进车间了……他点名让我参加，开头我态度不大坚决，后来我也贴出了决心书……”

他仿佛并不是明知故问：“开头不大坚决，为什么？”

我白了他一眼：“傻瓜！”

他头一回当着我红了脸……

就这样，我们整整一个月没有见面。但是，在这一个月里，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不但没有褪色，而且在重温和假想的会晤中，变得更加真切、更加可亲可爱了。在攻关战斗中，魏师傅表扬我说：“小羽呀，你一个人真有两个人的劲呀！”我心里暗笑，魏师傅啊，你算说对啰！可是，魏师傅却一直到看见今天他送来的这个信封，才发现我的的确确不是“一个人”了。细想起来，这很奇怪，难道当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用新刀具试车零件时，那眼光和整个神态里所流露出的异样成分，不就是爱情的力量吗？魏师傅怎么就视而不见呢！专能探听别人秘密的亚梅甚至今天还蒙在鼓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三

电车还要开七站才能到大华电影院，我有充裕的时间仔细地想一想。

越往深里想，我就越觉得有个“爱情的位置”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革命者的生活中，爱情究竟有没有它的位置？应当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今年满二十五岁了，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赶上了“”，后来到中学参加了红卫兵，再后来是到农村插队，前几年又由农村来到了工厂。我们一天天长大，思想上、感情上、生理上都发生着变化，但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却得不到及时的指引，比如说，爱情问题就是这样……

前几年，我曾纳闷过，为什么我们的银幕、舞台上，不但丝毫没有爱情的表现，而且，甚至极少夫妻同台的场面，掐指一算，鳏寡孤独之多令人吃惊。难道我们的生活就应当是这样的？

我比亚梅那样的同伴幸福。我的父母即使在“”一伙推行文化主义的时候，也能及时地指导我，启发我，允许我在家里阅读他们保留下来的中外古今文艺名著，也偶尔比较深入地回答我一些无法在别的地方提出的问题。我就问过他们，是不是凡是涉及爱情的文艺作品，都算黄色的东西？事实上“”猖狂的那几年就是那样一种气氛，我还记得，当我阅读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关于保尔与冬妮娅、保尔与丽达的有关章节时，曾经怎样地心跳耳热——不用别人来“揭发”我，我自己就产生了一种“犯罪”的感觉。保尔不是无产阶级英雄吗？他怎么会对冬妮娅这号人一度产生过那样的热情呢？他又怎么能对丽达产生超出同志之上的感情呢？无产阶级英雄不是都应当像电影《火红的年代》当中的赵四海那样，三四十岁也守着一个老母亲过活吗？爱情，在无产阶级革命生活中，似乎是不应当占有位置的啊！

把爱情问题驱除出文艺作品乃至于一切宣传范畴的结果，是产生了两种不正常的现象。一种，是少数青年把生理上的要求当作爱情，个别的甚至堕落成为流氓，这一种我暂不愿加以研究。另一种，可就非常之普遍了——不承认爱情，只承认婚姻。青年男女过了二十五岁，自己也好，家长也好，周围的同志也好，乃至于热心的邻居，便都开始公开谈论并行动起来——“找一个合适的对象”。我想，人们当然可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相爱——从一见钟情到心心相印；经过可靠的亲友介绍而相见恨晚；在同一单位中逐渐了解而终于互相倾慕……乃至于像李双双和孙喜旺那样“先结婚，后恋爱”，都是能结成美满的姻缘、缔造出幸福的家庭的。但是，我反对根本把爱情排除在外的那种婚姻。不是连值得尊敬的魏师傅也那样问我嘛：“你希望什么样的？”仿佛我不是要寻求真正的、健康的爱情，而是要挑选一件可心的毛线衣！

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搞恋爱，或者说是“搞对象”，总是同经常性的迟到、早退、工作中的走神，以及花枝招展的装束联系在一起的。而我和他，却并没有如此这般的行迹，难怪连一心真诚地关怀我的魏师傅，以及号称“全知道”的亚梅，都迟迟没有识破我的秘密。倒是爸爸、妈妈，从他们凝视我的目光中，以及他们互相交换眼色的神情中，使我意识到他们已经产生了怀疑——估计很快就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到来，他们请我坐在对面，要求我把一切“和盘托出”……

四

下了电车，老远就看见他焦急地等待着我。

我穿过稠密的人群，摆脱开想从我这儿得到一张退票的影迷的纠缠，快步小跑来到他的身边。

“你真傻！”我嗔怪地说，“干吗非写信，打个电话不成吗？”

“我买到票，就跑去打公用电话，老占线……恰好我上午办事要经过你们厂门口，就想了这么个办法……怎么，产生‘副作用’啦？”

我心里非常高兴。我们早就约定，一旦《霓虹灯下的哨兵》复映，无论如何要争取早点看上。我们都在上小学的时候看过这部影片，当时并没有完全看懂，我们想怀着浓厚的兴趣、以成熟了的眼光来重看这部被打入冷宫达十年之久的影片。我们希望能从中获得激动心灵、引人向上的东西。我理解他那种急于把消息通告给我的迫切心情，于是我快活地笑着说：“管他的！反正我们总算看上了……”

可是，他的表情为什么那么奇怪。他把我引到离电影院门口稍远的地方，一个食品店的橱窗下，道歉似的说：“是这么回事……我们那儿的老贺，家里孩子病了，中午他跑到我家，求我下午四点去代他的班，我答应了。你别怪我。咱们退掉一张，你先自己看吧……”

我的头一个反应是深深的失望。我自己看……我怎么能一个人自己看呢？用一颗心看，与用两颗贴在一起的心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这个闯入我们生活当中的老贺，我祝愿他一生幸福，可他的孩子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生病？他又为什么偏偏要找我现在最需要的人去代班？显然，老贺他们摸透了我对面这个人的脾气，知道他有着怎样的一片心地……

我在烦怨中看到了自己映在橱窗中的面容。啊呀，我的眉头怎么会变得像几何学中的相似符号？我那一贯闪烁着朝气的眼睛里，怎么会侵入了庸俗的色彩？我那会朗诵《雷锋之歌》、会演唱《周总理，你在哪里？》的小嘴，有什么必要这样紧紧地抿着？……如果说，当你爱慕的人要去做一件虽然微小、但本质是美好的事情时，你却容忍卑微的念头侵扰自己，那么，这难道还称得上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爱情？

显然，我表情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能在他的心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我听见他迟疑地说：“如果你不能……不愿意……我可以再赶紧打个电话试试，找别的人替他代班，不过恐怕不一定能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