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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汉武时代的得与失（第1页）

序

汉武时代的得与失

汉武帝刘彻七岁被立为太子，十六岁登基，在位共五十四年，占西汉王朝四分之一的时间，是整个汉朝（西汉和东汉）在位最久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排第三的皇帝。

除此之外，汉武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皇帝之一。后人惯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称，便是明证；且论及历史上的巅峰王朝时，后人也惯以“汉唐”并举，其中汉朝的主要代表就是汉武帝。

还有，在中国历代数百位皇帝中，要论性格的多面性、复杂性，人物本身的话题性，以及后世评价的争议性，汉武帝恐怕都能名列前茅。

这样的一个人，其一生的功过得失，绝非三言两语可以简单论断。而后世史学家对他的评价，更是呈现出典型的两极分化，以致千古争讼，至今犹然。

历史上，对汉武帝持高度正面评价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汉书》的作者班固。盖棺论定之际，他给了汉武帝这样一段赞语：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

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汉书·武帝纪》）

汉朝承继历代君王留下的积弊，由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使社会恢复正常秩序；文、景二帝重在尚农务本，与民休息；至于古代的礼乐教化之事，仍付诸阙如。直到武帝即位，以卓识远见罢黜百家，表彰儒家《六经》，征召四海之内的才俊之士，共同建立功业。而后，设立太学，主持祭祀，改易正朔，确定历法，调整音律，制诗作乐，封禅泰山，礼敬诸神，继承周礼，振兴文学辞赋，一切成果均焕然显著，颇可称道。其后人得以遵循如此宏大的事业，才出现了夏、商、周三代之遗风。像武帝这样雄才大略之人，若不是改变了文、景二帝恭谨勤俭、爱护人民的政策，纵然是《诗经》《尚书》所称道的圣主，也无法超过他。

如果单独看这段赞语，会觉得有失片面，似乎只罗列了汉武帝的“皇皇文治”，却未提及他开疆拓土、鹰扬国威的“赫赫武功”。因为提及后者，就不免要涉及汉武帝犯下的许多错误。也许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立场，所以在专属武帝的个人传记（《汉书·武帝纪》）里，班固就以称赞和歌颂为主；只在这段赞语的末尾，才用十分委婉的语气稍微批评了一下武帝的不足，即暗示他不够勤俭爱民。

而对汉武帝其他事功的陈述和

评价，以及相应的批评，班固则放在了《汉书·西域传》中。他列举了汉武帝抗击匈奴、经略西域、征伐四夷的一系列功绩，也提及了大兴土木、过度巡游、赏赐太滥、不惜物力等问题；继而指出，这一切共同导致了“用度不足”“民力屈，财力竭”“寇盗并起”等严重后果。所以，才有了武帝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的悔过表现。

尽管在《汉书·西域传》中，班固并不讳言汉武帝的种种缺点和错误，可最后还是高度称赞武帝晚年的悔过之举，称其为“仁圣之所悔”。也就是说，在班固看来，武帝的文治和武功都堪称“雄材大略”，虽然有过错，但只要悔过并改正了，也还是既仁且圣。

说白了，汉武帝所有的优点都值得高度肯定——就连改正缺点这件事，也成了值得表扬的又一大优点。可见，班固从总体上，对汉武帝的评价是非常正面而积极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汉武帝的看法：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汉武帝一生，穷奢极欲，严刑峻法，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征伐四夷，迷信神仙，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惫困窘，被迫揭竿而起。汉武帝的所作所为，简直跟秦始皇相差无几。然而，秦朝之所以灭亡，汉朝之所以兴盛，其因就在于，汉武帝能遵循先王之道，明白治国的要领，愿意接受忠直的谏言，最厌恶被人欺骗，渴求人才，赏罚严明。尤其是晚年改过，且托孤得人，这也许就是汉武帝犯了跟暴秦一样的错误却能避免亡国之祸的原因吧。

显而易见，司马光的措辞与班固截然相反——班固是大力赞扬汉武帝的各种功绩，最后再捎带批评一下；司马光则是一上来就劈头盖脸一顿痛骂，几乎把所有能想到的批判暴君的词都用上了，然后才回头肯定他的优点。

必须承认，司马光对汉武帝的批判尽管猛烈，却都是实有其事，丝毫没有冤枉他——即使武帝本人听了，估计也无法反驳。而且，司马光的评语基本上还是做到了一分为二，并不因为汉武帝犯了这么多错误就将他全盘否定。总体上看，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应该说是准确而客观的。

不过，同样要承认，司马光的措辞还是偏激烈了，整体基调失之严苛，且不够全面，“选择性忽视”了汉武帝的许多重大历史功绩。

综观两代史学家的说法，班固所描述的

汉武帝，无疑是雄才大略、功勋彪炳且勇于改过的一代明君；而在司马光的描述中，汉武帝的人物形象却是偏负面的——即使不是一个暴君至少也算半个，或者说是暴君与雄猜之主的混合体，总之就是跟明君不沾边儿。

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汉武帝一生的功过得失呢？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汉武帝这样的一代雄主，必须把他放在所处的时代中，看时代给他提供了怎样的背景和条件，又给了他什么样的课题和使命；再看他是如何应对的，以及应对的结果对他的时代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并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只有在这样的框架下考察和评判，才不会无的放矢，也才不会被论史者的个人立场左右。

上天给汉武帝安排的，注定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大时代。一方面，武帝继承了历任汉家天子（尤其是文、景二帝）积累下的雄厚国力；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面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和弊端。

当时的大汉帝国，至少有四大积弊和隐患亟待消除：

其一，经过六七十年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汉朝的各项制度和法律渐渐废弛，权贵阶层强势崛起，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现象日益突出，政治和经济秩序遭到破坏。

其二，在“郡国并行制”之下，诸侯逐渐坐大，与朝廷离心离德，甚至分庭抗礼、兵戎相见，对

中央集权构成极大挑战。

其三，地方豪强与基层政府相互勾连，形成利益共同体，“武断乡曲”，横行不法，欺压良善，令基层政权日渐弱化并在一定程度上黑帮化，破坏了社会安定和国家的统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