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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血长安 太子刘据兵变始末（第1页）

喋血长安：太子刘据兵变始末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七月初七，太子刘据开始行动。他派人伪装成皇帝使节，前去逮捕江充等人。负责协助江充的大臣韩说怀疑有诈，不肯听命。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太子的手下旋即将韩说砍杀，并把江充抓到了太子面前。

刘据亲自持刀上前，指着江充怒骂道：“赵虏！前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你这个赵国浑蛋，之前祸乱赵王父子还不够，现在还要来祸乱我们父子！”

说完，刘据就一刀砍下了江充的脑袋。

这个阴险狠毒的酷吏，在太子发动兵变的第一时间就死了，死得如此干脆，甚至让人都觉得有点儿遗憾。像这种为了陷害太子一人而不惜兴起大狱，令数万无辜百姓惨死的罪大恶极之人，就应该活着被审判，然后被处以极刑——因为不如此，正义就得不到合理的伸张，被他害死的那些人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

解决完江充，刘据又命人把那些为虎作伥的胡人巫师押到上林苑，随即一把火就让他们灰飞烟灭了。

当天夜里，刘据命太子舍人持节进入长乐宫，来到长秋殿前，向皇后卫子夫禀报了眼下的事态。在征得皇后同意后，刘据征调了宫中马厩的骑兵队，以及长乐宫的侍卫队，并打开军械库，分发武器，然后告谕文武百官，宣称江

充谋反，他奉命平乱。

文武百官都不是傻子。他们当然知道，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太子背着皇帝干的。所以，大多数朝臣都不愿站在太子这边。

长安城就此陷入混乱，人人都在传言太子造反了！

局势发展到这一步，说“造反”肯定不准确，但兵变却是可以坐实的。不管引发这场兵变的原因是什么，也不管太子之前受了多少委屈、如何迫不得已，到了这一刻，太子刘据都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跟父皇刘彻兵戎相见。

在一片混乱中，宦官苏文侥幸逃脱，旋即直奔甘泉宫，去向武帝告状，声称太子起兵造反。此时的武帝刘彻仍然保有一定程度的清醒，对太子也并未完全丧失信任。他说：“太子被调查，必然会恐惧，且对江充等人感到愤怒，才激发了这场变故。”

随后，武帝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派出使者去传召太子，命他前来甘泉宫。

如果不出意外，太子顺利前来，父子当面把事情说开，澄清所有误会，也许这场变故会就此平息，而太子刘据也可以逃过这场劫难。

然而，意外终究还是出现了。

武帝派去的这名使者，就在这重大的历史关头，由于心生胆怯，怕去了长安会被太子宰了，所以走到半路便掉头折返，然后向武帝扯了个弥天大谎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武帝听到使

者如此回报，其愤怒的程度可想而知——后面局势如何发展也就不难预料了。

就是这个胆小鬼的无耻谎言，最终造成了刘彻、刘据父子的反目成仇和刀兵相见。

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就被这么一个连名字都没记载的小人物决定了。从宏观角度看历史，似乎一切都是必然，凡事都有前因后果的逻辑脉络可循；可当我们从细节处看历史，却不得不承认，历史总是充满了各种偶然——有时候，某种细微的偶然性往往能够影响乃至决定历史的走向。

就在太子刘据发动兵变之际，时任丞相的刘屈氂竟然吓得不知所措。他既没有与太子交涉、平息事态，也没有组织力量应对，而是拔腿就跑，连丞相印信都丢在家里顾不上拿。

跑到安全地方后，刘屈氂才派手下的长史去甘泉宫向武帝禀报。

武帝问：“丞相做了什么？”

长史答：“丞相封锁消息，未敢轻易发兵。”

武帝一听，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怒吼道：“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还封锁什么消息？丞相现在要做的，就是像周公那样诛杀管、蔡！”

周成王年幼时，其叔父周公旦辅政，下面的管国、蔡国两个诸侯（都是他弟弟）发动叛乱。周公出兵平叛，诛杀了二人。

丞相刘屈氂本身是宗室成员，论辈分跟太子刘据算是兄弟（祖父都是景帝刘启，刘屈氂是武帝异母兄、中山靖王刘胜之子）。

所以，武帝这么说，意思很明确，就是别再顾及什么兄弟亲情了，当务之急就是平定叛乱，诛杀太子。

随后，武帝正式下诏给刘屈氂，做了非常具体的作战部署。他在诏书中说：“凡捕杀造反者，皆有重赏。用牛车堵塞道路，不要短兵相接，免得伤亡太大。坚闭城门，不让一个叛乱者漏网！”

与此同时，太子刘据也还在尽力争取百官的支持。他发布告示说：“皇上在甘泉宫卧病不起，恐怕会生变故，所以奸臣趁机作乱。”

可这种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听他的了。即使是之前依附他的那些“太子党”，出于趋吉避凶的本能，此刻基本上也都是明哲保身，作壁上观。

稍后，武帝刘彻从甘泉宫匆匆赶回，入住长安西面的建章宫；然后下诏征调三辅地区各部队入京，并将京畿范围内所有二千石以下的官员和将领，全部交由刘屈氂节制。

皇帝摆开了四面合围的阵势，而太子这边的兵力则明显薄弱。刘据只能再次矫诏，赦免了长安各级官府在押的所有囚犯，命石德与门客张光分别率领；同时，又派人出城，试图征调驻扎在长水（今陕西省蓝田县西北）和宣曲（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的两支胡人骑兵。

然而，这么重要的武装力量，武帝是不可能让太子据为己有的。他派出侍郎马通，抢在太子之前赶到了胡骑驻地，通知他们：“太子的调

兵符节是假的，不可听命。”然后，马通捕杀了太子派去的人，并率领这两支胡骑开进了长安城。

在皇帝与太子对峙的关头，长安城中还有一支举足轻重的军队，它最终站在谁那边，很可能就决定了谁是这场生死博弈的胜利者。

这支军队就是京师的两大禁卫军之一，因驻扎在长安城北部，故名北军。此时北军的指挥官，名叫任安，就是司马迁的千古名作《报任安书》中的那位友人。

太子刘据捷足先登，亲自乘车来到北军的军营外，出示了调兵符节，命任安听从调遣。任安恭恭敬敬地拜受了符节，接着以勘验符节为由回了军营。刘据在外面左等右等，最后等到的却是军营大门朝着他訇然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