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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章 事变（第1页）

之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华北形势一度危急。顾潇宁到达彦州后，第一时间与杨咏心投入到紧张的布防的工作。他们的任务是在彦州一带构筑起坚固的防线。彦州位于华北边缘，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它不仅是华北的门户，更是战略要地。一旦华北失守，彦州将首当其冲，面临敌军的猛烈攻击。

永军的士兵们不分昼夜地忙碌着，他们加固城墙，挖掘壕沟，布置陷阱，确保每一处可能成为敌人突破口的地方都得到严密的防护。杨咏心和顾潇宁亲自巡视阵地，他们深知这场战役的重要性，不仅关乎彦州的安危，更关乎整个华北地区的命运。

在布防的同时，永军还积极与当地居民沟通，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他们知道，只有军民一心，才能真正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当地居民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为士兵们提供食物和住宿，甚至有年轻人主动要求加入永军，共同保卫家园。

咏心的父亲杨老司令和永军将领沈从三，更是坚守在第一防线。虽然咏心与潇宁屡次劝阻，但杨老司令还是身先事卒，表示日寇一日不除，他也一日不下战线。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张、杨策划“兵谏”行动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清晨捉蒋后，张学良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他为中华民族利益和抗日前途计，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组织联合政府。

蒋介石被扣后，当时地方上的军头大多主张和平解决，国民政府里面本身也分为两派，被视为亲日派的何应钦掌握了南京的军事大权，派兵威逼西安。更值得注意的是，事变当天南京即致电当时在欧洲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催他立刻回国。汪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与其在国内的同伙儿电报频传，密谋策划，并当即踏上了回国的旅程。一旦南京政府被亲日派控制，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的命运将更令人担忧。而就在此时，蒋介石的亲属、国民党内的亲英美派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力主和平解决。

咏心作为永军的主帅，自然成为了两派势力争夺的焦点。他们迫切希望咏心能够明确表态，选择站在自己这一边，从而在权力的天平上为自己增添重要的砝码。潇宁深知咏心的处境和性格，他深知咏心的中立立场对于永军的稳定至关重要。因此，潇宁不遗余力地规劝咏心，希望她能够保持中立，不偏不倚。潇宁向咏心阐述了持中不变的智慧，指出只有在纷争中保持中立，才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他告诉咏心，历史上的无数例子都证明了，那些在权力斗争中站队过早的人，往往最终会成为牺牲品。

咏心自然不是愚昧之人，她深刻理解潇宁的忠告。面对两派的不断上门规劝，咏心采取了巧妙的策略。她既不直接拒绝任何一方，也不明确表示支持任何一方，而是以一种圆滑的方式，对两派都进行了适当的回应。她言明自己的立场，表示自己将只以蒋委员长的决定为依归，以此来表明自己对蒋委员长的忠诚，同时也巧妙地将自己置于一个超然的地位。

而在国民政府内部还在斗争之际，中共中央却在此情况下伸出了援手。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了解了西安的实际情况和张、杨的真实想法并向中央汇报后，综合分析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反应，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中央领导同志们的头脑也冷静下来，并在1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从全国抗战的大局出发，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最终，25日下午3时，张学良叫上杨虎城，陪着蒋介石一行悄悄前往机场离开，蒋介石更答应“永不剿共”。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持续十年之久的国共两党内战停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西安事变成了中国由内战转向抗战的枢纽。

西安事变终于告一段落，这场历史性的转折点标志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个重要节点。尽管在事变结束后，国共两党未能立即达成全面的合作协议，但中共中央已经深刻认识到，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民族的未来，必须与那些爱国的国民政府将领建立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在顾潇宁举办的干部培训班上担任教职的梁教授，一位被外界广泛认为是左翼分子的学者，决定采取主动行动。

梁教授深知，要实现国共两党的和解与合作，必须首先在思想上取得共识，而顾潇宁作为一位在国民政府中具有影响力的将领，无疑是一个关键人物。于是，梁教授决定登门拜访顾潇宁，希望通过直接的交流，向他阐述国共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深远意义。

顾潇宁的思想本就倾向于同情左派分子，对于共产党的理念和目标有着一定程度的理解和认同。他对于这次中共中央为和平而放下往日的仇恨，为革命的统一战线而奔波救蒋的行为感到钦佩。在梁教授的深入讲解下，顾潇宁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这次会面不仅加深了顾潇宁对国共合作重要性的理解，也让他开始思考如何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为促进两党合作做出贡献。

尽管如此，咏心对潇宁的行为并未明确表态，事后更是提醒潇宁要找准自己的位置，避免招致无谓的麻烦，以免将来遭受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