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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第3页）

大队书记看向众人，轻松的说：他这是高兴的，要感谢，就感谢党的好政策。

他不等书记说完，爬起来对着会计，队长，妇联主任所有在场的人都磕了头，磕完头，爬起来，脑门已经磕烂了，汩汩的往外流血。

屋里的人都吓坏了，忙要给他脸上擦血，他也不顾，拿着纸走到了街上，见人就把那张纸拿出来，扯开给人家看，随后就挨个的磕头，先是不分辈分、不分大小的磕，看见三四岁穿着开裆裤的他也跪下去，后来见到走在街上的猫呀、狗呀，鸡鸭鹅，甚至一棵树也噗通一声倒头便磕，磕完还作个揖，大家远远的看着谁也不敢上去扶他，我也吓的没了主意。

眼看着要坏事，几个年长的妇女，边看边抹眼泪，说：真是个苦命人，过了半辈子苦日子，好不容易给摘了地主帽子，又成了这样，早知道，还不如不给他摘帽，现如今这娘俩都疯了，以后更没有活路了！

就这样，这孩子每天睁开眼就跑到大街上，扯开那张纸给人家看，随后跪下就磕头，街上人都怕了，就远远的躲着他，他就对着墙磕、对着树磕、对着一切他看到的活物或者死物磕，就这样一连磕了十来天，突然一天就见不着了。

后来听人说，有天晚上他磕头的时候走迷了路，跑到外乡去了，他刚跑的时候村里还组织人找了找，过了几天就没人找了，有时候村里人闲谈的时候还会提起他，更多的时候是吓唬孩子的时候他才会出现，到现在一二十年了，终是再没见过他一面，许是早就死在外面了。

那时候摘帽还不到半个月，一连下了两场雨，天气一天冷似一天，天一冷，母鸡就不下蛋，鸡不下蛋还要吃一冬的粮食，我就想杀了吃，兰君觉得这是队里分下的，吃了心里总不踏实，我给他说：现在不一样了，全国从上到下都不一样了，我们帽子都摘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况且摘了帽实也该吃顿好的。儿子站在旁边也说好。

我逮着鸡来到粪坑边，拔下鸡脖子上的一撮毛，又念了两句杀鸡决，正要用刀的时候，门口咋咋呼呼传来一阵尖笑声：走大运了，走了大运了，我张立本走大运了，感谢公社书记毛福田，感谢大队书记房敬业。

咋呼声把我吓了一跳，鸡也给吓飞了，我慌忙去逮鸡，张二狗走进院子，一把夺过我手里的刀，扔在地上说：你还有功夫在这里杀鸡，你得好好谢谢我，你也要走大运了。

张二狗云里雾里说的让我摸不着头脑，但从他的言语中，我觉得应该不是坏事。

兰君也从屋里走出来，说：他大爷，不都摘帽了吗，还有啥好事？

张二狗撇了兰君一眼，并不理她，他总觉得既然和他表侄结了亲，要像他喊亲家才对，大爷是个免辈都能叫，亲家可是实在亲戚。

他转过身对我说：我还要谢你，要不是你，我哪能进监狱，摊上这好事；

今天村里把我喊过去，说当年茅房里偷看的流氓罪属于冤假错案，现在上面来信，要给平反，想要工作给安排工作，不想工作的每个月给生活补助，没想到我张立本老了老了，吃上“计划”了。

我小的时候，俺娘找算命的给我算卦，说我前半生要受点辛苦，后半生也平平淡淡，只是五十岁上下，抓住了要走步大运，我这马上五十，可不就交上大运了。

不等张二狗说完，我忙提上鞋，往大队部奔去，张二狗跟在身后，一把逮住那只鸡，说：这只鸡就当你谢我的了，说完飞也似的走了？

我走在路上，从脚底板到头发丝都暖暖的，最近好似菩萨显了灵，好事一件接着一件，像做梦一样让我不敢相信，我伸直脚去踢路边的石头，"通”的一声，钻心的的疼，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只觉的有点可惜，若是这些事提前个几年，或许儿子就不会得病，女儿也不会离婚，我也不至于这样窝窝囊囊，最可怜的就数兰君了，这些年她苦的像个木头人，连我也觉得她可怜。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想想张二狗，又想想我自己，也许这都是命吧！命谁能抵的过呢，那些年，日子过得没有一丝光，全家盼着能有点让人宽心的事，可一件也没有；现在反而不想了，闷着头，闭着眼往前熬，好运势反而来了。

我头昏昏的来到了大队部，书记已不再直呼我的名字，还让人给我搬来把椅子，又嘱咐我坐下，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书记一条一条的给我讲政策，我却坐在椅子上浑身不舒服。

说现在政策定下来了，不过我个人的文件还没到，但政策都是一样的，上面要补助给补助，要工作给工作，年龄大的还可以让孩子接班。

我当然要工作，我不是给我要，我要给我那患病的儿子谋个事做，他虽然二十岁了，但论心智还是个孩子。他小的时候，我不在眼前，所有人都欺负他，喊他小地主羔子，挨饿那几年又落下了病根，这样下去怕是连媳妇也娶不上。如果他有了工作，那就不一样了，乡下的女人，不图人、图吃喝也能养的住。

我这样想，也这样说给了书记，书记皱了皱眉头，说：虽然有安排工作这一项，但多少要有点文化，宗良兄弟怕是文化跟不上。

他这一说，倒是点醒了我，那时候家里穷又赶上混乱那几年，孩子本身就没上几年学，上学的时候连书本也没有，天天就是串联、打狗，字也认不得几个。

我刚暖起来的心气又凉了半截，书记看我呆呆的拿不定主意，说：倒也不急，不如回家再好好商量商量。

老天爷终究不会让人事事顺心，我失落的走回家中，兰君已经在门口等着了，她倒背着手，花白的的头发挂在脸上，看我走近了她才问：村里怎么说？

我打起精神说：二狗说的都是真的，上面真是可怜我们，说是要工作给工作，要补助给补助，只是我个人的通知，还要晚几天才能下来。

听我这样说：兰君皱了几十年的眉头，似乎开了个口子，她回头看看儿子，又看看我，虽然她啥也没说，啥也没做，但我知道她这些年紧着的心松开了。

等晚上收拾完了，她才又提起来工作的事情，她说：要不还是要工作吧？给儿子要份工作，他本身身子弱，又太老实，在乡里实在是不好混，我们是要走在他前面的，要是他有个正式的工作，起码挨不了饿，我们哪一天走了，也能把眼闭上，最好，再给他成个人家，好的孬的起码能陪她过一辈子。

兰君和我想的是一样的，可我不敢告诉他实情，只说一切还要等通知下来了才能定。

儿子不能接班的事，是在几天后才给她说的，说完她像没听到似的，只默默的转开身，走了几步又转回头说：这也没啥，啥也没有，这几十年不也过来了吗，上面已经照顾到这样了，咋还敢有其它的要求。

看兰君落寞的样子，我既心疼又自责，既然这样，不如要一份补助，每个月按时的领回家，钱抓到手里，心里才踏实，家里的日子也能宽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