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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位置（第4页）

我的话音消失了。屋子里霎时显得出奇地安静。冯姨双手捧着已经变凉的茶杯，眯着眼，仿佛在凝视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她好几分钟没有说话。

我紧张而急切地期待着。终于，冯姨把茶杯搁回茶几上，站了起来。她在玻璃书橱前背着手踱了几步，然后停下来，不像是回答我，倒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是呀。‘’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生活的破坏，特别是对青年人精神上的禁锢、愚弄与摧残，真是触目惊心呀！在揭批‘’的斗争中，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认真触及这个问题。这的确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天正在研究如何贯彻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精神，我应当把这个问题提上去，我们应当立即着手出版指导青年人正确对待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书，包括直接涉及这些方面的文艺作品……”

这样的话语是不能让我满足的。我刨根究底地问：“冯姨，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即便是健康的爱情，是不是也总是一种牵累，一种奢侈品，一种应当压缩到最低限度的东西？”

冯姨显然很惊异我这么个毛丫头竟提出了这样成熟的问题，她扬起灰眉毛，惊愕地望着我，不由得反问：“谁跟你这样讲过？”

“没人直接这么对我讲过。可是，我是在这么一种气氛里从一个小学生长大到现在这个模样的。比如说，连舞剧《白毛女》，人们也总是跟我们解释，大春和喜儿之间只有一般的阶级感情，谁要把他们看成一对未婚夫妻，谁就是修正主义……”

冯姨生气地坐回到沙发上，右拳一击扶手，摇着头说：“否认爱情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才是修正主义……”

我应当为自己随即冲口而出的话后悔还是庆幸呢？当时我冒冒失失地说：“可是您没有爱情，不也生活得很好吗？而且这丝毫也没有妨碍您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啊！”

冯姨顿时变了脸色。一开头我以为她是因为自尊心受伤而愠怒，后来我又猜想她是在沉思如何告诉我这仅是一种特例。但我全都猜错了。冯姨静静地仰靠在沙发上闭目凝思了一会儿，便下命令似的命令我说：“小羽，请你到屏风后面去！”

冯姨的屋子有五分之一的地方被一架高大的紫木屏风隔成了一个小间。我估计那后面摆放着一些箱子和暂时不用的杂物。

听到冯姨的命令，我懵懵懂懂地绕进了屏风后面。果然有一摞箱子，不过还有一个五斗橱，橱上放着些零碎东西。天色已暗，又一直没有开灯。我什么也看不清楚。也许冯姨的高血压又犯了，她是让我从五斗橱中取点药给她。

我正纳闷呢，屏风外传来冯姨的声音：“你打开台灯，仔细地看吧！”

我这才看见五斗橱上有座台灯，我扭亮台灯，于是——啊！台灯下倚靠着一张镶在栗色镜框中的旧照片，有一本书的封面那么大，那是一个穿着中式大褂，围着粗毛线围脖的、英姿勃勃的男青年；他爽朗地笑着，任扑面而来的风吹乱了他满头的浓发……照片旁边并排倚靠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一首冯姨亲自写成的“自度曲”——《喜相告》：

梦里千回又逢君，

今朝逢君喜泪盈。

魑魅扫，

天宇清，

党旗红艳巨手擎。

拨乱反正奔腾急，

正本清源雷万钧。

莫笑白发当年女，

犹向鬼雄诉衷情：

君血未白洒，

君血沸我心，

待到大见成效日，

梦赋祝捷吟！

我望望那张雄姿英发的照片，默诵一番这首《喜相告》；默诵一番这首《喜相告》，再望望那张雄姿英发的照片，我一切都明白了。唉，我还曾经为冯姨没有获得过爱情的幸福而叹息呢，原来她至今仍保存着爱情的力量！看吧，革命者的爱情，竟是如此的强烈、坚贞、执着，喷溢着永无穷尽的向上之力和奋斗之光……

我多么希望陆玉春这时就在我的身边，我们的爱情，能从这照片和“自度曲”中汲取到多么宝贵的滋养啊！

我泪眼模糊地回到了冯姨身边，央告她把自己的爱情讲给我听。冯姨点点头，缓缓地讲了起来：

“我二十岁那年，父母做主，把我嫁给了远房的表哥。我对他只有同情，没有爱情。他是个事事循规蹈矩、与世无争的小职员。我们在一起客客气气地生活了九个月。终于，外界社会的革命气息，吹开了我那颗被小市民气息裹得发闷的心。有一天，我向表哥倾诉了自己的苦闷与向往。我对他说：‘要么，我们一起去冲；要么，我一个人去闯。’他吓坏了，竟至于捂住脸哭了起来。他不勉强我。我们离婚了。我记得那是个枫叶飘落的秋天，下着霏霏细雨，我提着自己的小箱子离开了那气闷的小屋。他高高地举起雨伞，生怕淋湿了我，同我一起走出了那条窄窄的胡同——他并不是因为对我恋恋不舍，而是要顺便到口上杂货铺去买东西。我们到了杂货铺门口便分手了。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也很少回忆过他。今天若不是你提到爱情与婚姻之间的关系，我怕也想不起他来……后来，我到大学当了旁听生。渐渐地，我把自己投进了时代的洪流。我找到了党，同时，我也找到了真正的爱情……”讲到这儿，冯姨的语气急促起来，“小羽啊，‘一二·九’运动里，他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儿，简直是一团火，一团狂风吹不灭、冷水泼不息的通红透亮的火……我们在共同的斗争里相爱，我们相爱着投入共同的斗争……上级批准了我们的结合，在我短暂而热烈的婚礼仪式进行完以后，我们和来庆贺的同志们拿起了旗帜和横幅，径直进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高唱着抗日救亡歌曲，挽着臂膊阔步前进……一九三七年秋天，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兴奋地告诉我党组织的决定：让我转移到延安去，他留在白区继续坚持斗争。秋天的沙风扑打着纸糊的窗格，我心里回旋着喜悦与惋惜的双重感情——啊，延安，党中央的所在地，我多么向往扑到母亲的怀中！如果他能和我同去，该有多么美满……但是，我理解这是斗争的需要。这一夜我们熄了灯，却并没有睡。我们约定：由于他不能写信给我，我也不能寄信给他，我将在延安把写给他的话记在一个笔记本上，等他有一天幸福地来到延安时，交给他看……到了延安，我果然这样做了。我很少得到他的消息，但我能从关于白区斗争形势的总消息里想象出他的身影、他的笑貌、他对敌人的愚弄和他对同志的幽默……一九四〇年，一个初冬的早晨，我在窑洞里正往笔记本上写着第二十五封给他的信，领导同志看我来了。他默默地把一个布包交给了我。那是从白区辗转捎来的。我双手颤抖地打开了布包，里面包着的，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那张遗像——领导同志诚挚地同我谈了整整一个上午，大滴的泪珠流过了我火烫的面颊，但是我咬住了嘴唇没有哭出声来。他是半年前被捕的，牺牲得很英勇，敌人消灭了他的，但他的形象和精神却在我和同志们的心中，获得了永生。当天下午，我在那个笔记本上写下了第二十六封给他的信，而且我觉得他是能够收到的……这习惯我已保持了三十多年，我把革命形势的新发展告诉给他，同他一起分担忧喜；我把工作中的困难、挫折告诉给他，同他商量克服的办法；我把斗争中的甘苦告诉给他，同他分享一切……你看到的自度曲，就是从前年我写给他的信里抄录出来的……”

我用整个身心倾听着，倾听着。暮色渐渐笼罩了整个房间，甚至我已经看不清对面冯姨的面影，唯有她那双闪动着不灭的青春火焰的眼睛，在灼灼地放光。

“小羽呀！爱情，这毕竟是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冯姨最后一边思考着一边对我说，“我认为，爱情应当建筑在共同的革命志向和旨趣上，应当经得起斗争生活的考验，并且应当随着生活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提高……当然，性格上的投合，容貌、风度的相互倾慕，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当一个人为爱情而忘记革命的时候，那便是把爱情放到了不恰当的位置上，那就要堕入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泥坑，甚至做出损害革命的事来。当一个人觉得爱情促使他更加热情地投入工作时，那便是把爱情放到了恰当的位置上，这时候便能体会到最大的幸福。总之，爱情在革命者的生活中应当占据一席重要的位置……”

冯姨说着，激动地站了起来。我也激动地站起来，过去握住她的手说：“冯姨，您赶快把今天给我讲的这些写成书吧，我们是多么需要这样的启发和指导呀！”

冯姨想了想，便肯定地点了点头说：“我一定努力去写。小羽呀，我觉得你和玉春的爱情是很美好的，你们大胆地相爱吧！”

我不由得扑进了冯姨的怀里。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彻悟，这么幸福。

几分钟以后，楼梯上响起一片激动的足音，那是我正奔回四楼的家中，不管爸爸妈妈今天“审”不“审”我，我决心主动向他们敞开心扉，并有信心得到他们的祝福与指导；而且，我还决定明天一早就找魏师傅汇报，我相信，最终他会举起那裹满老茧的右手食指，用完全不同于今天下午的语调点着我的鼻子说：“你呀！你呀！好一个孟小羽……”

197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