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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同桌（第2页）

下课后，男生们便围着王加根开玩笑，说他艳福不浅，要交桃花运了。徐磊这个下流的家伙，还问他闻到什么气味没有，有没有摸方红梅那根拖到屁股上的长辫子……

两个星期过去了，他们都没有主动与对方交言，彼此没有讲过一句话。像他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孩子，本来就胆小腼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多少对他们有一些影响。幼儿时两小无猜，童言无忌，但进入中学之后，男生女生之间就会多出一条无形的“三八线”。王加根又是单亲家庭里长大的，对女人——尤其是年轻女人的事情，知之甚少。说实话，在与方红梅谈恋爱之前，他还不知道女人会来月经。

孝天县师范学校开设的课程，与普通高中差不多，少了一门英语，多了《教育学》和《心理学》。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的难度与高中相当，音乐、体育、美术课要求高一些，上得比较正规。

王加根高考时马失前蹄，没有发挥出正常水平，本来没打算读中专，是他爸王厚义逼着他到师范学校来的。从报到的第一天起，他就幻想着毕业后“二次革命”，再去撞击高等学府的大门，根本就没有把县立师范学校的专业课程当作一回事。《心理学》以前没有学过，加上课本又迟迟没有发下来。别的同学都是找师哥师姐借旧书暂时用着，他却无动于衷。结果，第一次《心理学》单元测验他只考了五十三分，而他的同桌方红梅却是满分，全班第一名。

第二天早读，他照例翻开桌面，在屉斗里偷偷摸摸地看英语。坐在他身边的方红梅很不自在，眼光几次落在他身上又挪开，挪开之后又回到他身上。最后，方红梅终于拿出勇气，递给他一本《心理学》教材，慌慌张张地说：“我帮你借的。”

王加根受宠若惊，接过课本，说了声“谢谢”。

这就是他们第一次交言。

虽然每人只讲了一句话，加起来才七个字，但毕竟打破了坚冰。正如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自此，他们就有了交流和沟通。每天见面，再也不觉得那么拘束了。凳子慢慢地往拢靠，“三八线”也逐渐模糊起来。以前到教室，他们都是各人抹各人的凳子，各人抹各人的半边儿桌面。现在先到教室的那一位，总是把整个桌面抹干净，还附带着把对方的凳子也抹一下。

师范学校学生的开水供应，是由炊事员送到各班的保温桶里。由于僧多粥少，每人倒不满一杯，保温桶就空了。因此，每次送开水的师傅一来，大家都争抢着去接水。逢到王加根不在教室，方红梅拿自己的搪瓷缸喝完水之后，又会再接上一杯，搁在同桌的屉斗里。这样几次之后，遇到她没有赶上开水供应，王加根也如法炮制。你来我往，两人之间就达成了默契。互帮互助，在后来的日子里也显得比较自然。比如，夏天教室里闷热，人容易疲劳，方红梅就不失时机地递给王加根清凉油或者风油精。晚自习蚊子太多，王加根又会交给方红梅一瓶避蚊剂。方红梅有事请假回家，王加根帮她记听课笔记。方红梅从家里返校，又会带来很多土特产品给王加根打牙祭……

方红梅家庭条件差，没钱买漂亮衣服，常穿一件红格子棉布衬衣，配一条蓝的确良裤子，脚上穿的解放鞋，款式也是最大众化的，与新潮沾不上边儿。同学们戏称她为“朴素者”，可第一学期选班干部，她的票数却名列前茅，当选为副班长。大家喜欢她的原因，学习成绩好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她性格开朗、待人真诚、热心快肠。行为举止落落大方，不故作矜持、矫揉造作。

师范学校住校的男生最感为难的事情，莫过于拆洗自己的被子。清洗比较简单，只要在水里打湿过，晒干或者晾干就行了，干净不干净无所谓。但被里、被面和棉絮分开之后，要重新把它们组合到一块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活儿。

上被子通常是课余时间在教室里进行。把课桌并在一起，搭成台面，铺上被里，放好棉絮，包好被面，就可以穿针走线了。方红梅每次碰到男生在那里笨手笨脚地忙乎，就会主动上前帮忙。班上的另外两个女生马静和池中月遇到同样的事情，则常常坐在座位上岿然不动。她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起身离开教室，有意避开。说她们懒，有点儿冤枉，主要是鼓不起勇气，下不了决心。或者说，没有助人为乐的热心肠。

孝天县师范学校远离城镇，也不与村庄相连，环境幽静，但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生活极不方便。校舍全部是红砖青瓦的平房，没有楼房，也没有像样儿的操场和跑道。王加根他们进校的第二年，学校开始大兴土木，开山采石，建办公楼，修操场跑道。为节省开支，很多力气活都交由学生们完成。自此直到毕业，学生们几乎成了半工半读。明知道学校改造环境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但劳动过于频繁，大家还是叫苦不迭，甚至怨声载道。不过，王加根在和大家一起起哄、一起骂娘的时候，有时内心里又渴望上劳动课。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是因为女同桌对他的关心和帮助、对他毫不掩饰的偏袒和喜爱，常常会在劳动时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炎炎盛夏，同学们手拿劳动工具站在走廊上，望着如火的毒日头愁眉不展的时候，方红梅会变魔术似地弄来一顶遮阳草帽，交给王加根。劳动中，最让王加根不安、也是最让他惊喜的，是方红梅居然多次在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地对他予以关照。见他流汗了，递给他一条毛巾；看他挑土担石时力不从心，她就放下手中的锄头或铁锹，跑过去抢王加根肩上的扁担……

这还是普通的同学友情么？

王加根一次次扪心自问，联想起平日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节，他不敢断定方红梅有儿女私情，但可以肯定她是喜欢他的。有了这种意识，后来的日子里，他就更加依恋女同桌了。早读时，他再也不愿意去校园外面的小山上，宁愿呆在教室里，坐在方红梅身边。周末，他再也不急着去花园镇消磨时光，宁愿在校园里东游西转，捕捉方红梅的身影。进教室没有看见女同桌，上课或自习时方红梅没有来，他就六神无主，心不在焉。他拿着书却看不进去内容，眼睛时不时瞟向窗外，直到方红梅出现了，心里才有一种踏实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伟大的祖国刚从“□□”中缓过劲来，文艺界正是万象更新、欣欣向荣的时候。一年一度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评比，尤其受到青年学生的关注，成为很多文学爱好者最感兴趣的话题。在孝天县师范学校，很多学生都跃跃欲试地给报刊编辑部投稿。即便是坚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王加根，兴趣和爱好又开始转向文学创作。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女同桌喜欢文学。

王加根开始写小说了。写出来的习作，第一个读者自然是方红梅。美其名曰让她修改，实际上显摆的成分居多。或者说，是在向她汇报自己的进步、展示文才。王加根还发现，请求方红梅“斧正”习作的，远不止他一个人。班上所有的文学爱好者，不论是写小说的，写散文的，还是写诗歌词赋的，初稿一出来，无一例外地都到了方红梅手里。她俨然成了班上的业余文学编辑，成了男生们文学创作的顾问。

这种现象，王加根最初并没怎么警觉。

直到今年初，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方红梅把他约到校园外面的小山上，向他表白真情，他才如梦初醒。这种表面上的写作交流，实际上是一场白热化的爱情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