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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托孤 武帝安排身后事（第1页）

临终托孤：武帝安排身后事

时间来到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武帝刘彻已经六十九岁——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古代，这应该算是高寿了。

自从刘据死后，大汉帝国储位虚悬；而年迈多病的武帝也自知时日无多，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尽早确立继承人。

武帝原本共有六子，除长子刘据外，次子齐王刘闳早逝，五子昌邑王刘髆于这一年正月亡故，眼下还剩三个，分别是三子燕王刘旦、四子广陵王刘胥和少子刘弗陵。

如果以长幼排行作为替补原则的话，最有资格继任太子的无疑是燕王刘旦。另外，据《汉书·武五子传》记载，刘旦“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可见与青年时期的武帝颇为相似。假如武帝想要的是年纪最大、性格最成熟、各方面都最像自己的继承人，那么刘旦显然是不二之选。

然而，刘旦具备的这些优势，却都不符合武帝选储君的标准。

前文已述，早在巫蛊之祸前，武帝刘彻就已明确表示，自己的继任者必须是一位能够让天下安宁的守成之君，而不能再像他这样一味进取，否则必定重蹈暴秦覆辙。简言之，他想要的未来天子，恰恰是在性格和政治取向上都跟他不一样的人。

而刘据死后，随着武帝的幡然悔悟和《轮台罪己诏》的颁布，他更是主动改变了自己的治国路线和施政方

针，相当于提前进入了“守成”阶段。

在这一背景下，燕王刘旦越像青年时代的武帝，他就越不可能成为未来的大汉天子。

可刘旦自己并不这么想。他从皇位继承的一般原则出发，认为自己是剩下三个儿子中最年长的，自然应该由他继任太子。所以，他便迫不及待地上书武帝，要求入宫“宿卫”。这两个字，其实就是急着想要当太子的委婉说法。

此举是违背礼制的行为。武帝大怒，立刻将刘旦的使者斩于北阙之下；稍后，又以刘旦藏匿亡命之徒为由，削掉了他三个县的封邑。

如此一来，燕王刘旦就与太子位无缘了。

再来看刘旦的同母弟、广陵王刘胥。《汉书·武五子传》称其：“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动作无法度。”意思是刘胥身材魁梧，喜欢声色犬马，力能扛鼎，还能徒手跟狗熊、野猪等猛兽搏斗，很多行为都不合法度。

很明显，这又是一个“粗犷版”的青年刘彻，当个武将上阵杀敌还行，但做太子肯定不靠谱，所以直接被淘汰了。

最后，就只剩下钩弋夫人所生、年仅七岁的幼子刘弗陵了。

当然，刘弗陵并非武帝排除掉所有不可能之后的无奈选择。相反，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刘弗陵从小就与众不同，“生与众异”，显得很早熟，不管是身体还是智力都比同龄人发育得早，“壮大多知”，

所以“上常言‘类我’”——武帝经常说刘弗陵很像他。因此，武帝“甚奇爱之，心欲立焉”——对他十分偏爱，早有立刘弗陵的打算。

不过，武帝却担心幼主即位，母后必然临朝，而外戚也就随之坐大，到时候就有可能重演汉初的“吕氏之祸”。所以，他迟迟下不了决心。

到了后元元年，武帝意识到立储之事不能再拖下去了，便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让刘弗陵接班，又能避免女主干政和外戚擅权。

这个办法很简单，就是杀了钩弋夫人。

古代人常说母以子贵，通常儿子当上太子，做母亲的后半生也就富贵无忧了。可凡事总有反例，钩弋夫人就不幸成了这个少有的反例。

武帝晚年虽然宠幸钩弋夫人，但为了大汉社稷的稳定和江山永固，他也只能忍痛割爱。主意已定，武帝便找了个罪名，严厉谴责了钩弋夫人。据《汉书》记载，钩弋夫人不久便忧惧而亡；而《资治通鉴》则说，武帝先是把钩弋夫人关进了掖庭狱，没过几天就将她赐死了。

左右近臣对武帝的这一做法都颇为不解。武帝也知道他们心里满是疑问，有一天闲着无事，就故意问左右说：“外人对此事怎么看？”

左右答：“外人都说，明明要立其子，为何又要杀其母呢？”

武帝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这种事，不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和外面那些蠢人能理解的。

自古以来，国家之所以动乱，大多因为君主幼弱，其母正值盛年。女主一旦掌权，便会骄恣淫乱，无人能够制约。你们没听说过吕后的事吗？所以，迫不得已，只能先把钩弋夫人除掉。”

这就是典型的帝王心术，源于法家的权谋之学。武帝刘彻不仅对此谙熟于心，且在位这么多年一直运用得炉火纯青。在法家的观念里，君主的威权是人世间唯一至高无上的东西，绝不能受到任何威胁和挑战——哪怕这样的威胁并非现实存在，只是一种可能性，也必须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

至于这么做会牺牲谁的性命、牺牲多少人的性命，对帝王而言，都是在所不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