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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折的锋芒 少年天子对决太皇太后（第2页）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明堂的具体形制已经没有人说得清楚。为此，赵绾和王臧力劝刘彻邀请他们的老师申公出山，主持明堂的兴建事宜。

很快，刘彻就用最高礼节把申公请到了长安。刚一见面，年轻的天子便用一种谦逊和诚恳的态度，向申公请教治国之道。没想到，这位当世大儒闻言之后，捋了半天的白须，最后只说了一句：“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资治通鉴·汉纪九》）

治理国家，关键不在多说话，而在多做事！

刘彻等了半天，以为申公还有下文，结果却没了下文。当时的气氛相当尴尬。刘彻颇觉扫兴，只好草草结束了这次召见。

其实刘彻也知道，申公的话正是孔子的遗教：“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这话本身没错，问题是它太简单了，简单到在刘彻听来就跟没说一样。要知道，当时的武帝年仅十七岁，正是喜欢华丽辞藻和豪言壮语的年纪，怎么可能听得懂申公的“微言大义”呢？必须是像董仲舒那种汪洋恣肆、雄辩滔滔的文章和言辞，

才合乎他的胃口。

虽然对申公没什么好感，但既然用“驷马安车”把人给请来了，总不能再把人赶回去。随后，刘彻便给申公安排了一个“太中大夫”的职务，让他负责“修明堂、改正朔、易服色”等相关事宜。

紧接着，窦、田、赵、王等人又在刘彻的全力支持下，紧锣密鼓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三项：

一、令列侯就国。

二、以礼为服制。

三、举谪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籍。

所谓“令列侯就国”，就是命令那些享有封邑的列侯离开京师，前往各自的封地居住。其实，这项法令从文帝时期早已颁布，却形同虚设，无人遵守。究其原因，就在于那些养尊处优的列侯总想“一根甘蔗两头甜”：既占有封邑带给他们的源源不绝的财富，又留在京师占得政治上的先机。

住在天子脚下，其近水楼台的优势是至为明显的。但凡朝廷有什么风吹草动，那些赖在京师不走的侯爷总能第一时间得知。个别手眼通天的家伙，甚至在政策酝酿阶段就能获悉一些关键情报——如此一来，无论朝廷出台什么政策，也无论这些政策对他们有利还是不利，侯爷们总能提前制定应对的策略，充分掌握主动权。

对于这样一些有法不依、骄纵难制的权贵，历任汉家天子都很头疼。刘彻此次重申这项法令，就是要借改革之机重塑朝廷权威

，打击不法权贵。

再来看“以礼为服制”，其意就是从老百姓的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入手，开始逐步建立儒家的礼法规范，直至推广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最后，所谓“举谪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籍”，意思就是从窦氏族人和刘氏宗室中抓几个骄纵不法的家伙出来，削除他们的外戚和皇家族籍、剥夺他们的相应特权，从而杀鸡儆猴，震慑那些目无国法的权贵。

就像历史上所有的改革一样，这些措施一出台，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在权贵阶层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也激起了无比强烈的反弹。

这是令刘彻始料未及的。

年仅十七岁的天子，显然低估了这些权贵的能量。

当然，关键倒不是这些权贵的能量有多强大，以至连天子都动不了他们；而是他们背后那个无比强大、没人可以撼动的靠山——窦太后。

对于少年天子及窦、田、赵、王的所作所为，窦太后当然不会无动于衷。

事实上，从刘彻把卫绾罢相并擢用窦婴、田蚡等人的那天起，窦太后就一直在默默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她故意保持沉默，目的就是让刘彻他们去闹，闹得越欢越好。因为以老太后数十年的政治经验来看，刘彻等人的所谓尊儒改革运动，迟早会触动权贵们的利益，从而导致天怒人怨、朝野沸腾。

等他们走到这一步，老太后再从容出手也

不迟。用通俗的话说，这就叫“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而用文雅一点的说法，这就叫欲擒故纵，后发制人。

不出窦太后所料，上述改革措施一出台，那些不愿“就国”的列侯，以及遭到打压的外戚和宗室成员，便立马抱成一团，轮番来向她告状。“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表面上，刘彻是大汉帝国的天子；可实际上，他却是一只身不由己的风筝。不论他飞得多高多远，始终有一根无形的丝线拴在他的身上——而丝线的另一头，就紧紧攥在窦太后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