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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ug （第1页）

我是二十二岁大学毕业、遇到琳达之后才搬到位于曼哈顿的地狱厨房的。而回顾还没读大学之前的时光，我久居的地方是西切斯特，自我十五岁开始。十五岁之前的人生属于东面的皇后区，若要是想再往前追溯关于我的历史的话，无可奈何的事实是，我出生在哥谭。

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对于哥谭这座城市抱有偏见或歧视。虽说凭良心讲，这里的确算不上人类宜居地区——就像纽约一样，或者洛杉矶，或者巴黎，或者蒙特利尔，它们都只是城市而已。城市本身对于我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们就只是地名而已。你可以称呼它为大苹果，或者不夜城，无论称呼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

对我来讲，至关重要的并不是城市本身，而是来自于城市相关的回忆。

无论好坏，那些都是至今为止我还没有勇气重新直面的回忆。

坐在大巴上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等一下见了面之后，我该怎么和他们打招呼呢？十五岁之前的我有大把时间可以在庄园里偶遇他们，夏天或者冬天，圣诞节，新年，生日，那时候的我还不是现在的我。十五岁之后的我却总想尽可能地远离所有可有可无的碰面，挑在大多数人不在家的时候。他们必定意识到了我的异常，却尊重我的选择。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也没有人想要和我‘谈谈’，这大概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的家庭里又添了新的成员，我不认识的，又或是仅有一面之缘，不知道大人们在聊天之余会不会听到我的名字。这么些次以来我一直都小心翼翼的避开碰面的可能性，可就算再怎么想要逃离，风声多少还是会传到我这里。他们太有名了，而关于我的部分像是藏在闪亮奖杯下的一颗灰尘。在这个时候听到消息倒更像是与我无关的八卦新闻，时间能把一切回忆都割裂成陌生的云烟。

四点出发的巴士上并没有坐满乘客，粗略的看过去座椅几乎空了一半。阴雨天让车厢内比平时多黑上了一半，在这种沉闷的天气之下，人们打不起精神是常态。不论是抱着小孩的母亲还是衣冠整洁的中年男士都在昏昏欲睡，在这个密闭空间内赶到坐立不安的人只有我一个。

坐在我斜后方头发花白的老妇人看出了我有心事，主动递上来一颗薄荷糖，同我讲话。

“你是来旅游的吗，小姑娘？”

她看上去很和蔼，灰白色的卷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镶金边的眼睛。我犹豫了一下，接过她手里的糖，没有吃。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到哥谭市旅游’这样想不开的决定呢。我想。

“谢谢您——我是来探亲的。”

“噢。”她点点头，以为我是在担心巴士能不能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到站。“别担心，孩子，我想你大概不会迟到的。”

这不是我所担心的。好吧，我承认是有那么一点儿。不论见面对象是谁，迟到总是不礼貌的——但大多数的焦灼还是来自于‘见面’本身。这是我第一次收到住在那栋房子里的主人的电话，意外之余的潜台词就是，这次的碰面大概率是躲不过去了的。虽然我的退缩和逃避来得毫无根据，又刻意得过于自我了。

我感觉我可能要吐了。

从布鲁克林的发车点到哥谭北部郊区的站台，车票上写的时间是两个小时整，理论上来讲不算快也不算慢。我今天赶上的司机大概是个不要命的酒鬼，开起车来风驰电掣，颇有一股醉生梦死的意味，一路上左摇右摆不知道超了多少辆私家车，最后跨过谢尔顿公园，稳稳当当的停在了位于连接罗伯特·凯恩纪念大桥的交通枢纽处的中转站。车门打开的时候，巴士上的时间显示器刚好停在五点四十五。

我跟着大部队慢吞吞的挪下车，脚底下踩着的高跟鞋重新踏上平地时小幅度的崴了一下，多亏没有大碍。这里的天和不远处的纽约一样灰蒙蒙的，好在头顶上没有雨点落下。我没带伞，不能淋成落汤鸡的样子去和人碰面。

烟灰色的天空下，我站在站牌旁边等待要来接我的人，深呼吸的时候从空中捕捉到了熟悉又陌生的阴霾气息。

八个月，的确很久。

那辆黑色轿车是一刻钟之后出现在我的视线之中的。主人似乎对于时间的把控格外准确，不多不少，刚好六点整，我们原先约定好的时间。流线型的车身，我不认识汽车的型号和品牌，只能看出它的表面被擦拭的很干净。车窗是从里面涂黑的，看不出一丁点儿车里的影子。

我对着手机默念了一遍车牌号，走上前，拉开副驾驶后方的车门坐进去。黑头发的司机透过后视镜冲我小幅度点了点头，蓝眼睛里挤出一点儿和在电视上不一样的笑意。我忽然觉得有点儿好笑，感觉这个画面严肃的应该出现在特工电影里。

此刻我眼前的布鲁斯·韦恩比大荧幕上的样子更加真实的多，从黑色的睫毛到额前垂下来的发丝，我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穿着西装的名人把手搭在方向盘上，此刻比起商人，更像是个父亲。我已经很久没有当面见过他，也就很久没有见过这副样子。不是电视或新闻上一丝不苟的高清影像，而是眼前活生生的一个人。我忍不住感到一点怀念。

“晚上好，”我也跟着点了点头，微笑一下，在后视镜里看见了从自己嘴角挤出来的梨涡。韦恩先生和布鲁斯叔叔这两个意味不同的称号里，我斟酌了一下，选择了多带一些人情味的后者。“谢谢你来接我，布鲁斯叔叔。”

“很高兴见到你，吉尔。”他把车子发动起来。“上次我们见面是——”

“五年前，我十九岁的冬天。”我接话。

圣诞节夜。我在心里补充。吃的是传统英式晚餐，餐后的甜点是樱桃布丁，我做的。二十岁那年我是在新年的最后一天回去的，大总裁在公司加班，二十一岁和二十二岁的冬天我分别用学业忙碌和书店离不开人为由错过了和大家庭见面聚餐的机会，二十三岁的下午，常年出现在新闻上的那张脸因为公事坐飞机去了马德里。

“你长大了很多。”说这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回头看我。

当然长大了很多，比起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个婴儿来说。从不到手臂长的婴儿一直长到五英尺七英寸的成年人，刚好要花上十八年。我出生在哥谭，现在回想起来久远的像是上个世纪的事。

车窗外的景色从高耸入云的大厦慢慢渐变成墨绿色的深林，月亮一点一点的升起来，藏在厚厚的云层之上，只投下模糊的光晕，像一只被面纱蒙住的眼睛。左右两边都是浓郁的树影，脚下的柏油路就像一根没有尽头的传送带。

我几乎都快要忘了，许久没有见过的哥谭的夏天，是由灰蓝色、墨绿色和炭灰色组成的。

寒暄之后车内就重新回归了静默，布鲁斯叔叔不是话多的人——至少私底下是这样的。而我纯粹是不知道该和多年未见的长辈说点什么，以及——

“不用太担心，阿尔弗雷德在我出门的时候就已经醒了。”回到阔别已久的庄园的时候，布鲁斯叔叔这样对我说，似乎是在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在我脑海中的全部记忆里，阿尔弗雷德·潘尼沃斯先生似乎从没有生过病或者受伤。回忆起我还少不更事的懵懂年纪，妈妈曾经和我开过玩笑，“外公是机器人”，她是这么说的。而小时候的我没有继承父母健康的身体，童年时代大半的记忆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记忆里的妈妈比别人的妈妈都要忙碌，在病床旁陪伴我的总是外公。

“你怎么总是病怏怏的？”妈妈用手抚摸我的额头的时候，手心总是冰凉的。我眼睁睁的看着她打开房间门、头也不回地离开，心里想的事是’你能不能不要走，你能不能再陪一陪我‘，从嗓子里发出来的却只有有气无力的沙哑气声。

“没有关系，吉尔，总有一天你会成为健康的大孩子。”每当这个时候，外公就会坐在床边温柔的望着我，手中拿着的药有时候是白色的，也有时候是其他颜色。

“像外公和妈妈一样吗？”我问。

“是的，我的孩子。”他微笑着说。

他的眼睛是深褐色的，抚摸我的额头时会帮我把垂到脸上的碎发拨开。我轻而易举的从他的脸上找到了妈妈的影子——他们都有着形状相同的眉眼、高挺的鼻子和微微翘起的下巴。那时候我就迷迷糊糊的想：妈妈老了以后也会这么温柔吗？她总是每时每刻都一丝不苟的板着脸，偶尔微笑的时候手是冷的，眼睛也是冷的。

可惜我没能有机会看到妈妈老了的样子——她离开的时候只有三十岁，眼角和额头还是平滑的，嘴角周围却多少有了浅浅的痕迹。后来我真的成为了健康的青少年，却再也没有机会躺在床上听外公给我讲睡前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