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米网络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83章 谒张居正墓（第2页）

后世对万历新政的评价，大都肯定。但奇怪的是，对万历新政的倡导者张居正，却颇多攻讦之词。细究其因，是因为张居正的改革得罪了两部分最不能得罪的人：一是以皇权为代表的势豪大户；二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清流。

孟子说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其实，自商鞅至康有为，封建时代的任何一次改革，莫不都是拿势豪大户开刀。举凡江山易主之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产生痼疾。所谓太平盛世，就是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达到了某种平衡。士农工商各有天地，政治清明民淳事简。在这种和平的环境里，耽于享乐的人群愈来愈多，于是，攫取财富的贪欲也越来越强烈。此情之下，那些把握权柄的人总是能够通过不正常的手段，掠取和占有本不该属于他们的财富。政治家的责任，就是通过他们的领导才能，使社会资源能得到合理的分配。但是，在封建的情况下，这样的政治家并不多见。

张居正怀着安邦济世之心，一心想救赎饱受苦难折磨的黎民百姓。当上首辅之前，他曾说过“长安棋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奸人乘一日之衅，则不可胜讳矣。”他深知官逼民反的道理，若对贪婪的豪强集团不加抑制，则胆小怕事的百姓都会成为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历史上所有的改革，莫不都是豪强集团与弱势群体产生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发生的。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一系列举措诸如裁汰庸官、整顿驿递、减少生员、清丈田亩、一条鞭法等等，都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老百姓的困苦。当然，也把势豪大户得罪干净。

关于第二点，张居正得罪清流的问题，至今，仍有人认为这是张居正不可饶恕的罪过。在古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中国的读书人，若想光宗耀祖，只有一条出路，即博取功名，金榜题名后做官。张居正也是凭着这条途径而逐步攀上权力巅峰的。但他一直对官场上的人浮于事，政令不行而以玄谈相尚的陋习深恶痛绝。他上任之初，一些同年同乡莫不欢欣鼓舞。认为升官的机会到了。可是半年时间之后，他们便深感失望。张居正并不任人为亲，最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同科进士，时任湖北巡抚的汪道昆。他的确凭着张居正的关系，从地方的抚台升任为兵部左侍郎。张居正让他去蓟镇巡视边防。每到一处，这位汪侍郎第一件事就是拜会当地的文人，吟诗作赋，极尽风雅之能事。回到京城后，他呈给皇上的巡边奏疏，是一篇字斟句酌的美文。美则美矣，却对蓟镇边防的情况语焉不详。张居正看了很生气，在奏疏上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意思很明显，你即便是一株美丽的芝草兰花，却因为长错了地方而不得不除——路是用来行走车马的，而非园圃。于是，汪道昆被皇上下令致仕，回到歙县老家，当了一名真正的吟风弄月的诗人。另一个例子是，仍为张居正同科进士的王世贞，他本想依靠张居正的关系谋求升官，但张居正觉得这位同年虽是名满天下的诗坛领袖，但并不具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才干，所以拒绝让他担任要职。王世贞因此记恨在心，他在晚年写了一部“嘉靖以来首辅传”，对张居正褒少贬多。他说“居正天资刻薄。好申韩法，以智术取下”。在张居正同时代中，除了这部书，另有他的前任高拱写的《病榻遗言》，也是对他多有中伤。

重用循吏而疏远清流，这是张居正的一贯主张，也是值得肯定的用人之道。但恰恰这一点，他得罪了读书人。乃至在他死后，一些清流竟然配合豪强集团，对张居正横加指斥，大肆挞伐。这不是张居正的悲哀，而是民族的悲哀。黎东方先生的一段话，道出了个中奥妙：“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在明朝，是一个只讲私情，不讲国法的社会。谁要执法严明，谁就免不了得罪人。官位愈高，得罪人的机会便越多。想升官的升不到官，怕丢官的丢了官，说人情的说不到人情，借钱的借不到钱——如何不恨？恨张居正的人，实在太多了。”

五

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享年五十八岁。在他之前的一连五位首辅，没有一位死在任上。张居正真正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死，对朱明王朝来讲，是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但是，直接从张居正推行的改革中得到实惠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却并不这样认为。张居正出任首辅时，朱翊钧才十岁。一应国家大事，全凭张居正作主。张居正的角色，类似于摄政王。随着朱翊钧逐渐长大，特别是十六岁大婚之后，亲政的越来越强烈。加之他生性喜爱钱财，为花钱的事，屡屡与张居正发生龃龉。久而久之，他由当年对张居正的言听计从变为内心厌恶。张居正死后不到一年，朱翊钧即开始了对他的清算。家产被抄，爵秩尽夺，家人死的死，谪的谪。朱翊钧本还想开棺戳尸，在众多大臣的力谏之下，才罢止了这个念头。自此，人亡政息，

仅仅两年时间，万历新政带来的中兴之象，便消失净尽了。好货的朱翊钧，又上承他的祖父世宗，开始了横征暴敛，国事越发地糜烂了。在他主政的最后十几年，内忧外患一直没有停止。朱明王朝，终于在他死后二十四年彻底地崩溃了。

张居正死后的数百年，围绕他展开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每遇国难之时，总有睿智之士感叹“世上已无张居正”；而遇太平顺境，便有人站出来替皇权讲话，斥张居正是“威福自专”的权臣。平心而论，张居正是爱权力，有独操权柄的嗜好。但更应该看到，他决不是那种以权谋私的人。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确确实实为国家，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张居正死于京城，遗体运回江陵老家安葬。当年他的葬礼十分隆重，享受到赐祭九坛的规格，可谓达到人臣之极。但仅仅一年后，墓庐尽毁，并从此以后再没有修复。1966年，早已沦为荒坟的张居正墓也没有被红卫兵放过，终于开了棺，扔了尸骨。四百年前的万历皇帝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在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手上终于做成。同在1966年，万历皇帝的尸骨被付之一炬。此前的1959年，他葬于万寿山的寝宫就被考古部门打开。这寝宫，就是我们今天参观的十三陵。朱翊钧与张居正，这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君臣、师生，尔后又成为明代昏君与明臣的两极，在同一年以不同的方式暴尸骨于世间，兴许，这又是一个历史的玩笑。

六

第一次谒墓，我怀着一颗惆怅的心情离开。到了第二年的年底，我的《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已经出版。武汉电视台读书栏目决定为这本书做一个专题。在我的建议下，摄制组随我第二次去荆州谒张居正墓。薄暮时分，凛冽的寒风中，我们仍然是踩着泥泞来到墓冢前。依旧的残碑、依旧的荒草，同行的编辑与摄影师，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破败的坟包里，埋藏的竟然是一位封建时代的杰出政治家。他们认为，张居正身后的寂寞，在政坛、在史坛，得不到正确的评价还可以理解。但在自己的家乡，也遭受如此的冷漠则令人费解。我告诉他们一个小故事：此前，我曾在友人的安排下，与荆州的某位领导见面。我向他讲述张居正，意在引起他的重视，能够修一修这座荒坟。可是，他听了我的介绍后，立即回答说：“我正在规划，在荆州城内给关羽修一座中国最高的铜像。”我听了甚为奇怪，放着自己的乡贤不管，却要大费钱财去为隶籍山西的关羽造像，这究竟出于何种动机？我想问他，但话到嘴边又打住。道不同难与为言。面对这样的父母官，我还能说什么呢？又过了三年，我的四卷本《张居正》已全部出齐，我得以有第三次机会到荆州谒墓。在车上，在雪意渐浓的景色中，我向三位学者讲述了我头两次谒墓的经过。著名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说：“你的《张居正》一书出版，且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想必张居正的墓不至于那么荒凉了吧。”我也如此期冀，但这次的谒墓，我们仍深深地失望。

三年时间，荆州城区的建设日新月异，新建了许多宽阔的马路，高耸的楼房。合并后的沙市、荆州两城，中间的接合部成了美丽的新区。我们乘坐的面包车驶进城中，已完全找不到前往张居正墓地的道路。司机多次停车问路边的行人：“请问张居正的墓地怎么走？”被问者皆一脸茫然：“张居正？张居正是谁？不知道。”车子在城里瞎转。这时，我想起了定居北京的刘心宇，便打电话问他。他回答说：“你不要问张居正墓，你问菩提寺。”果然，一问菩提寺，路人都知道。我们终于也在颇费周折之后，再次来到张居正墓前。

比之三年前，这墓园除了对面新添了一座巨大的垃圾堆外，别无任何变化。一样的泥泞、一样的荒草、一样的残碑、一样的断砖??????三位白发苍苍的老学者，绕墓一周，对残冢一揖，也只能感慨唏嘘。

谒墓之后，车向三峡。过枝江，丘陵渐多，辽阔的江汉平原已在身后隐去。但三次谒墓的感受，却在我心中拂之不去。当夜，在秭归的旅舍里，我写了七律一首，名为《再谒张居正墓》：

忍向荆州寻旧冢，三年凭吊我重来。

残碑更欲迷荒草，梵磬悠然怅客怀。

社稷频添龙虎气，英雄谁上凤凰台。

伊周事业千秋在，岂让丹心化作灰。

写完之后，我就想，待有机会再到荆州，一定要把这首诗，焚化在张居正的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