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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忙假（第2页）

第二天，王加根就拿着镰刀、扛着冲担，和父亲继母一起下地收割麦子了。虽说在农村长大，但他六岁开始上学，一直读到师范学校毕业，接着又当了教师。小时候开门办学，只是农忙时节插插秧，农活干得不多。割麦子、抱麦子、挑麦子、打麦子这些活计，能勉强上手，知道应该怎么弄。不过，真正让他干起来，还是有一点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他做得不那么顺畅，看上去比较别扭。

割了半天小麦，皮肤白净的加根马上就黑了一大截，而且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脸庞、脖子、手臂、小腿上都被麦芒扎得通红，火烧火燎般疼痛，而且发痒。

下午是捆麦秸和挑麦秸。浑身酸软无力的他感觉就是在拼命。捆麦秸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每加入一抱麦秸，都得用膝盖压紧。系要子时，得用力拉拽，麦秸才能捆得结实，不至于松散。挑麦秸是他最感为难和吃不消的差事。责任田离家有两里多路。挑着七八十斤重的麦捆走那么远，对于他这个秀才来讲，无异于二万五千里长征。

困难还不止这些，首先得解决如何把麦秸挑到肩上的问题。

王厚义先是顺利地实现了麦秸上肩，给儿子做个示范。流程是这样的：双手握紧冲担，如练刺杀一般地插入一个麦捆，用力把麦捆挑起来，举向空中，再把冲担的另一头插进另一个麦捆，然后送到肩膀上，挑起来就走。

见父亲走远，王加根就握着冲担亦步亦趋地跟着学。他把锋利的冲担刺向麦捆，却没有顺利地插入。也不知是因为用力不够，还是由于麦秸捆得太紧。可怜的麦捆怕疼一般地躲到了一边。

重新再来。

反反复复好几次，把麦捆折磨得满地打滚，总算杀进去了。用力上举又遇到麻烦。他没有那么大力气把麦捆举向空中。只有分两步走，就像举重一样，抓举不行，就改为挺举。先举起一个麦捆，让冲担的另一头立在田埂上，稍事休息，再提起来杀向另一个麦捆。

挑担也有讲究。

冲担与肩膀应该形成四十五度的夹角，这样挑着才比较舒服，不妨碍观看前来的路。王加根不知道这个诀窍。他要么让冲担与肩膀垂直，要么让冲担与肩膀几乎平行——用后颈承受压力。挑在肩上的麦捆也不听话，玩起了“翘翘板”。翘过来，翘过去，终于从冲担上脱落了。他又得再次练“刺杀”。麦秸重新上肩后，心里就有了阴影。走路小心翼翼，非常谨慎。双手托举着冲担，尽量保持平衡，害怕麦捆再次脱落。既要承受压力，又要防止滑落。身心双重折磨，感觉非常痛苦，形象也显得特别狼狈。

来来回回地跑了三趟，王加根就精疲力竭，累得不行了。他把冲担搁在大门后面，进入奶奶的房间，倒在床上。浑身酸软无力。肩膀火辣辣的，针刺一般的疼。没一会儿，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听到胡月娥喊他吃饭，才醒过来。他万分不情愿地坐起身，在破烂不堪的搭板上搜寻了好半天，也没有找到一双趿脚的干净鞋。只好淘神费力地穿上皮鞋，走出房间。

拿脸盆进厨房打冷水，想擦把脸，可洗脸架上的毛巾脏得不堪入目。他只好闭上眼睛，咬着牙使用。提起开水瓶，又找不到可以喝水的干净杯子。搪瓷缸里里外外都是黑的，至少半年没洗过。

唉！这样的家简直没办法呆。他记得小时候家里并不是这么脏，未必日子越过越差了？也许那时也和现在一样脏，只是他没在意罢了。他找了张报纸，把几个凳子擦了好半天。刚刚坐下，就看见父亲挑着麦捆进了堂屋。

王厚义卸下麦捆，吃力地码到墙角，然后把冲担靠在墙边儿。他歪着脑袋看了看堆积如山的麦秸垛，似乎在估量今年的收成。因为累，没有马上坐到桌边吃饭，而是垂着双手，倒在堂屋的靠背椅上。

稀稀薄落的头发，如枯萎的稻草一般。蓝色的上衣只剩下中间一粒纽扣，领子半边儿翻在外面，半边儿折进里面。裤子已经分不清是什么颜色，一只裤腿卷过膝盖，另一只裤腿又完全放下来。裤子开口小便的地方纽扣没有扣上，露出里面灰色短裤的一块补丁。脚上穿的旧布鞋，前面已经裂缝，大拇指露在外面。可能是想散热，他把鞋子脱了下来，踢到一边儿，赤脚片踏在地面上。那是怎样的一双脚啊！黄色？灰色？黑色？红色？褐色？似乎都是，又都不是。踢在一边儿的鞋和他的脚一样，说不清是什么颜色，里里外外全是污垢。

王厚义把脑袋靠在椅靠上，闭了闭黯淡无光的眼睛，喃喃道：“花生棉花干得冒烟儿。再不下雨，就要挑水浇了。秧田也要车水……”

王加根看着父亲，心里五味杂陈。

这就是给他生命的那个男人！曾经在王李村叱咤风云的生产队长，居然变得如此颓废，与他儿时的记忆相差太远了。

包产到户后，王厚义从生产队长变成了普通农民。他有过短暂的失落，但很快就发现，如今的生产队长也没什么当头。出工收工不用敲钟，每天的农活不用分派，政治学习基本上不搞了，会也不怎么开了。生产队长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现在各家种各家的责任田，各人做各人的事情。哪里还需要生产队长发号施令？他因此觉得，专心专意营务好责任田和自留地是根本，没有必要去为两旁世人的死活操心。

“快吃饭，菜都冷了。”胡月娥催促躺在椅子上歇息的王厚义，又问，“你们爷儿俩要不要喝点酒？”

王厚义没有吭声。

胡月娥于是把神台上的大半瓶散白酒提过来，又进厨房拿来两个酒杯。

桌上大碗小碟，看起来相当丰盛。油炸花生米，番茄炒鸡蛋，蒸南瓜，烧茄子，清炒苋菜。最难得的是，还有一盘荤菜：青椒炒猪耳朵。这些都是胡月娥一手操办的。她趁着厚义爷儿俩挑麦捆的工夫，跑到双峰管理区的街上，买回了半斤卤猪耳朵和一瓶豆油。

尽管王加根从来没有叫过她一声“妈”，对她总是不冷不热，去年因为她骂胡太婆，还与她大闹过一回，但胡月娥不敢与加根计较。至少，在表面上没有显露出怠慢和不满。加根每次回家，她都表现得比较热情。当后妈的难处和苦衷，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

加根陪着父亲，你一杯，我一杯，把大半瓶散白酒喝光了。他头晕晕乎乎的，也顾不上满身臭汗，连澡都没洗，就倒在床上睡了。

这一觉睡得真沉。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

吃过午饭，加根戴上一顶草帽，挑起一担水桶，拎着一个小铁铲，跟着同样是戴草帽、挑水桶、提长嘴铁壶的王厚义，去责任田补棉花苗，浇棉花水。

棉花苗通常是用营养钵培育，送到地里栽种，但成活的情况差异较大，以至于有的地方长得茂盛，有的地方稀稀拉拉，留出大块的空地。补苗就是把密集地方的苗儿，挪到稀疏的地方来，让棉花苗间距合理，在整块地里分布均匀，便于生长。

到达目的地，王厚义把水桶和扁担搁在地头，从水桶里拿出铁铲，教加根补棉花苗。他先用铁铲在缺苗的地方挖一个有坡度的小坑，再到棉花苗拥挤的地方去取苗。取苗时，从四周下铲插入，使苗儿与泥土形成一个整体。他告诫加根，不要让取出的土块松散，否则苗儿就不易成活。把苗儿连同泥土一块儿放入之前挖好的小坑，再把挖小坑时取出的泥土填入取苗的地方，就算大功告成了。这是个精细活儿。把取出的苗儿放入小土坑之后，还要用铁铲插入小土坑四周，轻轻地往拢挤压，使挪动的土块与新地方连成一体。

加根一边跟着学，一边发感叹：生产队的时候，谁还做这种事情！棉花苗是稀是疏听天由命。密的地方让它们挤死，或者锄草的时候锄掉几棵；没长出苗的地方就空着，没有哪个考虑将来的收成。现在不一样了，各家各户都希望在有限土地里，获得最大收益。种田就如同绣花一样细心。

补完整块地里的棉花苗，花了近两个小时。

初夏的阳光毒辣得很，烤得人浑身软绵绵的。田野里看不到一棵树，连歇息的树阴都找不到。因为酷热，加根也顾不上晒了，取下草帽，不停地扁着风。

王厚义坐在田埂上，抽了几袋旱烟。然后站起身，从他挑来的水桶里拎出装有尿素的塑料编织袋，以及平常用来装凉开水的土陶壶。水桶腾空后，他就拿起扁担挑起桶，前往不远处的池塘里去挑水。

加根也挑起水桶，跟在父亲后面。

两担水挑到地头后，厚义打开塑料编织袋，往铁壶和土陶壶里各抓了一把尿素，再注满水，找了根树枝搅了搅。然后，父子俩一人提起一只壶，顺着棉花的行路浇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