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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灵魂的变革 儒学登场（第1页）

帝国灵魂的变革：儒学登场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十月（此时仍用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刘彻颁布了即位后的第一道诏书，在全国范围内选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且由他本人亲自主持策试，策论的题目是《古今治道》，即探讨古往今来的治国之道。

在这个大题目下，刘彻提出了事关国家治乱兴衰的一系列问题：

五百年来，无论是高居庙堂的君王，还是草泽乡野的有识之士，皆欲效法先王，拯救万民；为何最后总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都说三代是受命于天，有什么证据？

这世上灾异不断，是什么原因？

人的寿命有长有短，品行有好有坏，又是为什么？

朕希望天下能有淳朴的风气，法令能得到有效的执行，百姓安居乐业，官员清正廉明，刑罚减轻，奸佞改过，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要实现这一切，朕该怎么做？

其实刘彻也知道，面对这样一些至大至深的问题，答案肯定是言人人殊、见仁见智的，所以，他并不指望得到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答案。他抛出这些问题，只是想让对策者们借题发挥，各自亮出思想观点而已。而刘彻真正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此次策试，让不同学派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汇聚成一股有声有势的政治思潮，冲击日渐僵化的黄老思想，为即将进行的观念革命与制度改革摇旗呐

喊。

这既是一种舆论上的造势，也是对旧有意识形态的一次火力试探。除此之外，刘彻当然也希望通过这次策试，从诸子百家的学说中找到最合乎需要的一套治国理论。

诏书颁布后，各地共推举了一百多位学有专精的知识分子，其中既有儒家学者，如辕固、公孙弘等人；也有法家、纵横家等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如严助、冯唐等人。而在所有参加策试的人中，最令刘彻激赏的，莫过于大儒董仲舒了。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省景县广川镇）人，从少年时代起便研习《春秋》，为学精严专纯，心无旁骛，有“三年不窥园”之说（长年在书房中专注于学，乃至不往花园里多看一眼）。其门下弟子众多，许多人无法得其亲授，只能从师兄处间接问学；虽恭列门墙，却连老师长什么样都没见过。景帝在位后期，董仲舒的声望已遍及朝野，景帝慕名将其征召入京，立为“博士”。此次策试，董仲舒便是以博士身份参加的。

看完董仲舒的策论，刘彻顿觉耳目一新，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天子览其对而异焉”。（《汉书·董仲舒传》）

于是，刘彻迫不及待地下了第二道诏书，希望董仲舒进一步阐明儒家的治国思想。董仲舒不负所望，立刻挥毫，呈上了第二道对策。刘彻看完之后意犹未尽，遂再下诏书。很快，董仲舒又呈上了第三道对策。

如此三问三答，总算让刘彻对儒家的政治哲学有了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而董仲舒先后呈上的三道策论，则被后人称为“天人三策”，从此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综观董仲舒的三道对策，其核心思想不外乎三个：天人感应、礼乐教化、大一统。

所谓天人感应，就是说上天是人间的最高主宰，具备赏善罚恶的能力。若秉承天命的帝王逆天虐民、昏庸无道，上天就会降下灾祸示警；倘若依旧执迷不悟，上天必施以严厉惩罚，使其败亡。用董仲舒的话说就是：“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

很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神权政治理论。这个理论的前提是“君权神授”，就是把帝王视为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从而赋予其至高无上的特权和统治万民的合法性。只有当这个代理人违背上天意志的时候，其特权与合法性才会被剥夺。

“天人感应”的学说，首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但与此同时，它也对君权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制约，令统治者不敢为所欲为，而要有所忌惮、心存敬畏。尽管对于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帝王而言，这种内在的道德约束是很微弱的；可即便帝王本人不把它当一回事，至少有良知的士大夫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理

论批判的武器，尽最大努力对统治者进行舆论监督，从而限制其对权力的滥用。

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要防止当政者滥用权力，最有效的方式还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过，指望古人在两千多年前就设计出一套科学的制度来约束统治者，显然是一种苛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思想家通过“天人感应”学说迫使帝王心存敬畏，就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当然，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制度约束与道德约束并重，二者相互补充。可是，如果受到历史条件限制，使得前者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也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尽量保有后者了。其实，最可怕的事情还不是二者当中缺了哪一个，而是制度约束与道德约束的双双缺位。

董仲舒的第二个核心思想，就是“礼乐教化”。

众所周知，“礼乐”是儒家伦理思想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礼”最初是指祭祀时的器物和仪式，到周朝时，则衍生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规范；“乐”的本义是音乐，和“礼”并称时，即泛指宗法社会中人人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帝王如欲实现天下大治，就必须对臣民施行礼乐教化。

他说：“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董仲舒传》）

这段话的大意是：“道”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必由之路，仁、义、礼、乐都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所以在古时候，圣贤君王虽已去世，但子孙长存，且天下仍可太平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之功。老百姓都是追求物质利益的，这是亘古不变的人性，就像水总是往低的地方流一样；倘若不以教化作为堤防，就不能阻止人欲泛滥。古代君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首务：在京师设立太学，以教化全国；在地方设立各级学校，以教化城乡百姓；用仁的思想引导民众，用义的精神砥砺民众，用礼的规范约束民众。只要做到这一切，就算刑罚很轻，犯罪现象也会很少。因为礼乐教化一旦推行开来，民众素质就会提高，社会风气也会变好。